550 南北大事记(3/4)

定官制的新政措施。那就是提高文臣地位，体现出儒家的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理念，这是大家都想看到的事情，但是好像皇帝从来也没有因此而抑制武臣，反而有文武并驾齐驱的苗头，这还不算。现在又新增卫所，有扩军之嫌，百官们马上就开始议论纷纷起来。有些人已经开始准备上奏劝谏了。

当今皇上一反太祖皇帝那种武夫式的专制、独裁和霸道，谦虚为人，宽和对待臣下。屡屡下诏，虚心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所以在短时间内，也养就了一批敢于上纲上线的大臣。

有一次景泰帝偶感风寒，临朝的时候他迟到了。监察御史尹昌隆马上上疏进谏，批评起了皇帝，他说：“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末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数刻，犹末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听到尹昌隆的这种刻薄又难听的谏言，朱标不但没有在大殿上对众大臣作任何的解释，更没有为难尹昌隆，相反，大大地表扬了他，说他说得好，并下诏说：“尹昌隆指出朕之过失，礼部将此事昭告天下，朕也可以此来警示自己。”

正因为如此，所以百官才敢就此事准备劝谏责难皇帝，要是放到太祖时期，那可是没有人敢去触这个霉头。

但是还没有等大臣们的奏折写好，有一件事情的发生，马上就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燕王经过名医的诊治，已经逐渐恢复了神智，慢慢的康复了，不但能够行动自如，而且行事也愈加大胆起来。

在大家还不注意的时候，燕王出府，先是往孝陵祭扫皇陵，然后往晋王府拜见了自己的三哥朱棡，提出要宗人府重新议定周王、代王和齐王之罪，说皇帝议罪有违太祖定制，太祖在洪武二十八年曾经训导曰：朕罢丞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专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裁。法司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勒诸典章，永为遵守。

而周王、代王谋逆证据不足，尤其是周王之罪，出于黄口小儿，不足采信，代王之罪更是地方官员攀诬，而齐王之罪，则是暴虐成性，也未交与宗亲会议上裁。因此恳求三哥朱棡以宗人府令的身份奏请皇上，应将三王交与宗亲会议取上裁，否则就是有违祖制。

朱棡大窘，没有想到四弟一经恢复，边有如此的动作，方想劝阻一下，但见朱棣那倔强的嘴唇，也觉得最近朝内百官针对藩王之风太盛，要刹一下风气，于是答允向皇上禀明燕王恢复后的请求，别不做承诺。

而朱棣一反往常的低调，连着几日，走亲访友，就连魏国公府也去拜访了一遭，傅友德、冯胜、耿炳文等老将府上更是没有放过，一时间，经常上下皆知，燕王病好了，而且似乎有执无恐，准备营救三王。

而朱标接到梅殷奏报的时候，正在和、庞煌二人研究最近北方盛行的谣传，对于朝廷十分不利。

在北方诸省，特别是辽东、山西等地，偷偷流传着一个说法，那就是太祖高皇帝本来准备传位于燕王爷，但是当今景泰帝趁高皇帝病危，篡改遗诏，才登基为帝的，正因为这样，才将晋王、燕王囚禁京师，将知情的周王、齐王、代王圈禁在府中。

说的有根有据，疑点有三条，其一，先帝于四月十五升遐，二十六日便入葬孝陵，先后相隔不过十日。历代帝王丧仪向来隆重，今上于先帝葬礼如此匆忙，岂不是有违人伦之道？

其二，遗诏之中，有命诸王毋至京师之语。但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大行，使长与诸位已就藩的亲王均有回京奔丧，当时怎么没有毋至京师的话？且父丧子归，本是天理人伦，即便是臣子，倘遇双亲亡故，尚需丁忧归乡，守孝三年，何况皇家？先帝素重孝道，又岂能出此夺情之语？

其三，遗诏提到‘王国所在文武吏士，俱听朝廷节制，唯护卫官军听王’，这便是要夺了诸王节制军队之权。藩王统领诸军，本就是先帝所创，岂会毫无风声地便行废止？且即便要废，先帝在世时一纸诏书便是，诸王身为皇子，又岂敢不从？为何会在遗诏中言废。

更有甚者，传言中误导着舆论，将燕王于洪武三十一年的病疯，隐晦的提及是皇帝受命梅殷所做，目的就是为了要害燕王的性命，幸亏燕王有上天庇佑，才得幸存等等。并且传闻最近皇帝要将晋王、燕王之藩撤除，有暗中加害之意……。

朱标和庞煌、在御书房内推敲半天，虽然知道必是北平所伪造谎言，但是没有料到会这样的不顾朱棣的死活，此传言一旦流入京师，那么他不想杀朱棣也很难了，百官绝对不会放过此次攻击燕王的目的，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朱高炽一向是个孝子，因为不但是父亲朱棣，连母亲、弟弟妹妹全在京师，难道就一点也不顾，想自己全家死光吗？

正是因为猜测不透北平的意图，当听到梅殷求见，知晓燕王突然去孝陵拜祭和探访晋王时，才更有些捉摸不透其中的含义了。

梅殷只有护卫燕王之责，所以一旦朱棣有什么行动，只能跟随，却不能限制其的行动，但是燕王如此高调行事，切合正在商议的北方谣言，便有些诡异了。

庞煌略一思考，便解开了谜底，指出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