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袁崇焕的罪名下(2/3)

奸细，在《满文老档》收录的所谓“毛文龙书信”中，最后一封里即第七书里其实有隐藏着的第八封“书信”，因为第七封书信里最后一段文字明显不是毛文龙写的，该“信”就是刘兴祚再成为汉奸铁证。

在该段文字称：“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

此人自称“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是自我暴露身份的铁证。毛文龙死后袁大人即“分付将东江兵二万八千分为四协，杀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禄管一协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兵，还有二协，东江众官保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管之。”由此可知，当时刘兴祚虽管一协，但却只是个“游击”不是“副将”，但统领一协是一个副将才能担当的职务，而信中所述也是“升为副将职”，而非“升为副将”，一字之差显露了这个诬告毛帅的汉奸身份。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崇祯长编》卷36和卷37,以及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卷2和卷4中，里面分别有“参将兴祚原管东江前协副将事”字样，从“事实”和“行文”两方面证实了那个“升为副将职”之人就是“管东江前协副将事”的“游击刘兴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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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后面又有：“负恩逃来……”字样，毛文龙怎会是从后金“负恩逃来”的？而刘兴祚则确实是从后金叛逃而来，再一次印证了写信人却为刘兴祚而非毛帅。

后面又有“闻汗于宁远议和……”，这是指第二次袁金议和，说明此信最早也是在天聪三年（1629年）写的。

接着又有“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毛文龙断然不会写出“毛总兵官死后”字样。而其中“毛总兵官死后”字样说明，毛帅被冤杀以后东江旧部人心涣散，才有归降后金之意。由此可见，那些说袁大人杀了毛帅并不影响东江镇旧部人心的昏话完全是臆断。而“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中，信中人的身份也和刘兴祚极为符合，根据《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三》记载：“金起宗驰启曰：刘海（刘爱塔）出来，明白无疑。今方隐置于参将毛有杰（即耿仲明）家，盖练刘海妻拿（孥）尚无出来，恐其事漏于贼中而讳之云矣。”这段记录说明汉奸刘爱塔（即刘兴祚）与耿仲明有旧交，所以他们在“毛总兵官死后”“商议归降之策”才在情理之中。

该文后面又称，“归降之策”因为“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毛文龙仅有两弟，曰仲龙，曰云龙，都在杭州，毛死后才加封为都司和锦衣卫指挥，所以毛文龙没有在宁远和山东的兄弟。而刘兴祚在刘氏兄弟中排行老二，其三弟刘兴基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符合“三弟在宁远”之说；其四弟此时是否在山东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之后的崇祯三年，江西道御史袁弘勋题参袁大人之亲信徐敷奏时曰：“一切东江更置悉听徐敷奏，以么麽游击而擅枢督之权，升署偏将二十余人，委署中千等一百余人，以刘兴祚领右协营，刘兴治领平夷营，与刘兴基、刘兴贤等共居皮岛，东江精锐三千余及收降蓄养夷丁七百余皆属之，以刘兴沛为参将，另领精兵二千二百名屯长山要地，与觉华水营犄峙焉。”中提及了刘氏兄弟中的五人，均居于东江镇，但就是没有刘家老四刘兴梁。而刘兴梁在山东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袁大人斩毛帅以后将一部分东江镇的士卒和家眷移送登州，刘兴梁作为东江镇的将官只可能分别在东江和山东两处，既然刘氏兄弟受袁大人器重那他必然不会没有官职，而他又不在东江，此时若他不在山东的东江旧部里领衔就不符合常理了。再联系到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后来在山东作乱，不仅可以肯定刘兴祚为汉奸，而且其“三弟”、“四弟”均为汉奸，而后在东江多次哗变的刘兴治等更是汉奸无疑。

该段文字不仅说明了刘兴祚确为汉奸，为后金充当奸细，也同时证明了毛帅没有叛变，他遭到袁大人的杀害完全是因为汉奸诬告。

袁大人为了进一步让刘氏汉奸兄弟掌握东江镇的实权，在开始惺惺作态的分“四协”以后马上就变卦了。毛帅于六月五日遭袁大人冤杀，后袁大人分东江为“四协”，八月就上疏改“四协”为“两协”期间仅有个两个月时间，这变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足以说明上次分“四协”完全是虚伪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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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袁崇焕再疏请：“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无奈文龙将不将、兵不兵、饷不饷，久矣。臣差徐敷奏等逐岛挑拣，不日可竣役矣。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况武臣，总镇为极品，一得则为饱鹰，不若悬此一阶为策功也。今止设两协，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权也。”袁大人在东江镇不设岛帅，又说“令有功者自取”，再将东江镇的精锐都分派给刘氏兄弟，这种部署再明显不过了，刘氏兄弟带着东江的精锐，自然多有立战功的机会，而其他人想立战功却不容易。由此可见，袁大人完全是倾向于这些汉奸的。

虽然袁大人假仁假义的说什么“令有功者自取”，但此时东江镇的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