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变化(2/3)

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就必须行“破坏主义”。至于如何破坏？梁启超提出：“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呜呼！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无血之破坏)，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有血之破坏)，遂终不可免。呜呼！吾又安忍言哉！呜呼！吾又安忍不言哉！”

3、1903年——辛亥革命之前的开明专制

1903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使他备受鼓舞，又看到中国革命将会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因而重拾自己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提出“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的君主立宪”。他敏锐的洞察到西方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前，必须经历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上的革命，从而才能逐步进化到民主共和制这一极点。因此，梁启超反思自己后认为：“中国现在各种条件都不具备，还不能直接通过革命建立民主共和”。虽然梁启超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认识仍有欠缺，但其在对中西社会的对比中重申君主立宪，无疑看出梁启超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梁启超放弃了自己鼓吹多年的破坏主义的民主共和后，思想并没有立即回到自己先前提倡的君主立宪主张，而是主张在中国先实行一段时期的开明专制作为过渡最终再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这是缘于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他认为：“由于中国的专制制度时间比较长，中国从底层民众到上层官吏都没有民主自治的能力，整体国民素质比较低，应该通过开明专制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他还进一步的说：“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

4、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的拥袁反孙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很快土崩瓦解。梁启超深刻认识到，在现在民主共和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要再提倡君主立宪，必然没有市场，而且也与现实状况不合。既然共和已成事实，人们就不再去触动它。但在具体的施政方针上，以及对民主共和的具体解释上，人们完全应当视中国的具体国情予以新的解释。据此，他认为，中国当前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只有依法重建政府权威，才能够稳定社会秩序，从而推进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

当时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而这两者中又以袁世凯一方的力量最为强大。因此在选择政治势力时，梁启超就倾向于拥护掌握强大实力的袁世凯。在1911年11月，梁启超在致电袁世凯的信中，就说：“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基于维护秩序稳定这一现状及时中国真正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梁启超不计前嫌，决然与昔日的宿敌握手言欢，结成共同战线，反对革命党人。而其主导的立宪派也积极活动，大肆诋毁和攻击革命党人。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梁启超拥护袁世凯，也是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所主张的中国富强和资产阶级民主能够生根发芽，真正落到实处。从而打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基于此，他也只能够依靠袁来实现。因此他极力扶助袁登上总统宝座。他曾向袁世凯建议：“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作”“次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部宜于建设”。由此可见，梁启超为了实现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从一开始就不同革命党合作，并且一开始就把革命党列为其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5.袁世凯称帝后的反袁

在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梁启超就意识到袁的称帝意图。不过在一开始，他并不极力反袁。他之所以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他曾劝过袁世凯，要作皇帝，当前不易操之过急，待条件成熟，国内政治达到“莜明”，百废俱兴，整军经武，对外又能一战而胜，“功德巍巍”，并把割据的群雄“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后，再称帝不迟。1915年4月，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袁暂不称帝。但是袁对梁启超的忠言相劝听之藐藐。

梁启超对袁终于完全失望，并预见其倒台的局面。梁启超看清了袁世凯的本质。认识到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国家稳定及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而且到了这一步，袁世凯已经成了其实现政治主张的大敌。同时他也意识到此时若不高举反袁大旗，一旦被革命党人夺得先机，那么立宪派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这个一直扶助袁世凯的人将陷入绝境，若真如此，其所秉持的政治主张将无法有实现的机会了。为了抢夺反袁头功，左右反袁斗争的方向，改变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为人所弃的局面，就只有举起反袁大旗。于是在1915年8月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斥帝制之非，谴责袁世凯称帝是逆天而行，有违常道，“此乃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在为护国军拟定的文告中，历数袁世凯称帝的种种罪行。这样，梁启超等人又俨然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1916年3月，袁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帝制，但仍妄图保住总统职位。对此，反袁阵营中有人动摇了。梁启超为了不使袁义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力主非去袁不可。坚持主张“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表现了其反袁的坚决性。这也为他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