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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一个听众。于是，我拨了那个电话号码，感谢电信局让台湾各地的电话可以直接拨号，而且没有在每三分钟就插嘟嘟声，来打断通话者的情绪。我接通了韩青，谈了将近一小时。然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把你的日记、信件、资料统统寄给我，可是，我并不保证你，我会写这个故事，假若你认为我看了就一定该写，那么，就不要寄来！”

“我完全了解，”他说，很坚定。“我会把资料和一切寄给你。”三天后，当邮局送来好几大纸盒的信件和日记时，我简直呆住了。天知道，我每日忙忙碌碌，还有多少待办要办和办不完的事，我如何来看这么多东西？但，在我收到这些东西时，我忽然想起了乔书培（另一个寄资料给我的人，我后来把他的故事写成了《彩霞满天》）。于是，我安安静静的坐了下来，安安静静的打开纸盒，安安静静的拿起第一本日记……有张照片从日记本里落出来了，我拾起照片，一男一女的合照，照片里是个笑得傻傻的大男孩子，一个长发中分的大女孩子，男的浓眉大眼，是个挺漂亮的男生，女的明眸皓齿，笑得露出两排白牙，亮亮的，清清纯纯的样儿。我放下照片，打开日记，扉页上写着：

“我堕落于五百里深渊，而鸵鸵，你使我雀跃。”

我开始看日记，开始看信件，由于信件太多，我只能抽阅。韩青必然是个很细心的男孩，每封信上都有编号，鸵鸵必然是个很细心的女孩，每封信里都有确切的写信时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奇怪吧，韩青寄来的资料里竟有双方的信。）几天之后，我仍然没有看完这些资料，但，凭我的判断，这故事并不见得惊天动地，或曲折离奇。可是，它让我感动了，深深的感动了。不止感动，而且震动。感动在那点点滴滴的真实里，感动在那零零碎碎的小事上，而震动在那出人意料，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局”中。等不及看完这些信，我再打电话给韩青：“你可不可能到一趟台北？当面把你们的故事说给我听？”我问，不忘记再补一句：“可是，我不一定会写。”

“可能，太可能了！”他急切的说，几乎立刻就作了决定。“八月一日是星期天，我不上班，我可以乘飞机来台北，不过，你要给我比较长的时间。”

“好，整个下午！”我说，“你下午两点钟来，我给你整个下午的时间。”约好了时间，我在八月一日未来临前，再断断续续的看了一些资料。心里已模糊勾出了他们这故事的轮廓。到七月三十一日晚上，我刚吃完晚餐，却突然意外的接到韩青的电话，他劈头就是一句：“我能不能跟你改一个谈话时间？”

“噢！”我有些犹豫：“我想想看，下星期……”

“不不！”他急促的打断我。“现在，如何？”

“现在？”我吓了一跳。“你已经来台北了吗？”

“是，刚刚到。”

“哦。”我再度被他的迫切感动了，虽然，那天晚上我原准备去做另外一件事的。“好，你来吧！”

七月三十一日晚间八时半，韩青来了。

在可园，我的小书房里面，我们面对面的坐了下来。

韩青，中等身材，不高不矮，背脊挺直，眉目清秀，有股与生俱来的自信和自负相。穿着白衬衫，蓝色长裤，打着领带，服装整齐。头发蓬蓬松松的，眼睛大大亮亮的，眉毛浓浓密密的，嘴唇厚厚嘟嘟的。他坐在那儿，有些紧张，不，是相当紧张。一时间，他似乎手脚都没地方放，他解开袖口，虽然房里开着冷

第一章

舞会是徐业平为方克梅开的，为了庆祝方克梅满二十岁的生日。韩青原来并不准备参加这舞会的，只因为这一向他都比较落寞。自从离开屏东家乡，考进文化大学，转眼间，大一、大二都从指缝间流逝。被羡慕、被称道、被重视的大学生活，并没有给韩青留下任何值得骄傲的事迹，更谈不上丝毫的成就感。所学非所愿，念了一大堆书，选了一大堆课程，只感到乏味。文化大学真正吸引他的，不是那些课程，反而是华冈的云、华冈的树、华冈天主教堂后的小径、华冈到陈氏墓园去的那片芦苇地，以及被他和徐业平、方克梅、吴天威等取名叫“世外桃源”的小山谷。

没考上大学以前，自己曾经拚了命挤这道窄门，在南部读完高中，第一次考大学就失败了。于是，他拎了一个手提袋，带了几件换洗衣服，身上有去打工赚来的一千六百元新台币，告别父母，就到台北来“打天下”了。火车进了台北站，跟着人潮下车，跟着人潮走出台北车站。茫茫然尚不知该往何方驻足，抬头一看，就见到火车站对面“建国补习班”的大招牌，供应食宿，包你考中大学！算算钞票，正好倾囊所有。明天的事明天再管。于是，直接过马路，从车站大门就走进了补习班大门。

苦读一年，家里每月寄给他一千元零用，实在不够做什么。每星期最奢侈的事，是去小美吃他一大碗红豆麦芽刨冰。不过，第二次考试，终于考上了。取进文化大学“劳工关系系”，填志愿表时不知道它是什么，填上再说。进了大学不知道它是什么，念了再说！

两年下来，每天和会计、统计、经济、民法概要、宪法、现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