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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蒋国柱很清楚这是张长庚想敲竹杠，武昌方面为三万协剿军马开出的账单是三十万两银子的人员开拔银、三千铁骑的十万草料银，此外以后每月还要付双饷、双粮，也差不多是每月十万的开支。但蒋国柱大大低估了张长庚的无耻程度，他本以为湖广大概会派几千湘军来装样子，可据他的使者密报，周培公可能会只带着几十个随从来江宁——怪不得随时可以出发。

“太不要脸了！”蒋国柱恨恨地骂道：“借一个周培公用，你就敢要四十万两银子的租金！”

虽然蒋国柱有求与人，但这种赤裸略的敲诈他一开始还是不打算忍受，就打算回复说两江无力承担三万湘军的后勤，张长庚派一万兵来就够。但江西方面的反应打消了蒋国柱的这个念头，一开始蒋国柱提出要湖广助剿的要求后，南昌就大声赞同——本来蒋国柱还盼望张朝反对，让他有机会搬出代理两江总督衙门事务的架子强令南昌服从，好让张长庚明白他才是湖广总督在两江真正的朋友；而湖广通报抵达南昌后，张朝也立刻表示同意，还表示南昌愿意分担一半。

“张朝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之前蒋国柱部署在南昌的眼线告诉他，张朝和董卫国最近搞了一些新经济政策，据说发了笔小财，不过现在看起来明显不是小财而是一笔横财，蒋国柱发现自己有些轻视南昌了：“那个统购统销到底是什么玩意，要赶快查清楚。”

“张长庚这王八蛋，他也是想引入竞争机制啊。还有张朝这混蛋，为了和我作对，居然不反对湘军进入两江，难道他就不为两江的百姓想想吗？现在又把大笔的银子往武昌送，他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啊。”既然有竞争对手，蒋国柱也只好同意了张长庚的条件，这笔钱江宁和南昌会各支付一半，毕竟和湖广总督拉关系花点银子不算什么，反正这银子可以向北京报销，要是两江总督的位置丢了，蒋国柱就算给两江藩库省钱那又是图的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让张朝手头宽裕么？

在蒋国柱焦急地等待援军的时候，邓名已经回到了镇江，在拿到林起龙的赔偿后，一艘银船就已经发去了九江，现在第二艘也奉命出发。在江西的人员已经用光了邓名留下的银子，再不给银子就需要赊帐从董卫国手里拿货了，那样就需要付给董卫国利息，而且现在邓名的信用也没有建立起来，长期赊账恐怕也会让南昌心中不安。

虽然是战争状态，但明军的商船在长江上畅通无阻，除了邓名的武力威慑外，明军依法纳税的好习惯也有很大的帮助。拿到明军的税银后，沿途府县的官员和胥吏都对邓名的信用很满意，他们的亲朋也会带着丝绸等土产到江边出售，或是收购从上游返回的明军带来的湖广特产。和税银一样，明军童叟无欺，购物用银子都是成色很好库平银，湖广的特产价格也合理公道，讲究两厢情愿。

“我们的船只众多，而且本钱雄厚，一般的小商人根本无法同我军相比，再说他们要缴的过境税是我们的数倍，还要忍受胥吏的盘剥，更加无法在价格上同我军竞争。”邓名很得意对张煌言说道：“由于我军大大减少了长江航道上苛捐杂税，湖广和两江的交易量比我们隔断长江航运前还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如果给我们几个月切断航运的时间，可能会比我们来之前的交易量还要大上数倍。虽然税率降低了，但交易量增大了，最后一些对我们不满的胥吏也停止抱怨。”

邓名很仔细地把他的生意经对张煌言和马逢知说了一遍：“将来还是要建立一些民间商行，他们的效率会比军队运货高，而且也不太显眼，这些清廷官员能更好地隐瞒下去。不过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只有拥有我方背影的商人才能享受到低税率和少关卡的好处，这些人和我军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眼下这个好形势能维持几年的话，最后长江上就会商业繁荣，大批的工匠和商行依靠航运而生，一旦我们的势力被排除出长江，税率恢复到从前，就会出现物价暴涨，大批商行破产、工匠失业的情况，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盟啊，会帮助我们刺探清军的情报，甚至为我们提供军费。”

邓名也知道他说的是理想状态，很大程度上还是白日梦，眼下最重要的是还是尽早把武昌的更多势力绑上明军的战车。

“这就是欠条的作用。”见张煌言对自己在武昌的经济政策还有些不解，邓名就向他揭开了谜底：“周培公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讲盐商在边关开垦商屯的，当夜我琢磨了一下，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邓名指出，他的欠条根本不和白银挂钩，所以武昌想拿货就需要想法设法去搞到欠条：“他们给成都运粮也没用，就是他们能瞒过清廷，我也不会允许他们在成都出售货物，他们要想得到欠条就得在成都种地、冶铁、制匠，帮我运输人口。”

“这个办法确实很有意思。”张煌言听邓名反复解说了好几遍，才完全明白过来。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好处，不过暂时还用不到，等这里的事全部了解，我就回武昌去看看，周培公这个人很狡猾，但应该不会有大事，我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他翻不出什么花样来。”此时邓名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长，等他帮助马逢知稳固了崇明根据地后就可以考虑回师了。

“还有一事，”张煌言收起赞许的微笑，面容变得严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