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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触动，狠下心来努力恢复长江水师；还有哪个愚蠢的禁海令最好也赶快取消，当初李国英觉得自己作为川陕总督，禁不禁海和自己没关系，既然朝廷有这个意思，李国英也就跟着不负责任地喊好，现在李国英想让两江帮忙造点船都开不了口。更糟糕的是，两江、浙江的造船工都被川军搬去成都、叙州了。虽然无法了解川西的具体生产能力，但打一年前开始，李国英坐在重庆城头数明军船只的时候，就能看到大批新船顺流而下，而且这些新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现在川西造船业最大的瓶颈是木材问题，造船的木料从砍下来到可以使用需要经过三年的风干期，为了弥补木材的不足，四川甚至需要从下游购买木材，千辛万苦地拖回四川然后制造成船再卖给周培公，因为邓名严禁造船工出夔门一步。

可听完李国英的诉苦后，遏必隆却没有丝毫的表示，在他看来这些督抚都是一个毛病，不停地嚷嚷水师、水师，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打败眼前的十万明军，重塑朝廷的威信，而不是收集木料造船的问题。

没能从遏必隆那里得到任何承诺，这次军事会议结束后，李国英心中满是失望，回到自己的营帐后忍不住对卫士抱怨道：“南人仗舟，没有水师根本没法在江南作战，现在这仗根本就不该打，就算打赢了也抓不到邓名的主力。”

无论是苏松水师，还是洪承畴筹建的洞庭湖水师，都被邓名歼灭了四年多了却毫无重建的意思，当初洪承畴筹建这支水师的时候都没有用四年工夫。一旦建成就成为孙可望的眼中钉、肉中刺，有力地阻碍了孙可望和郑成功会师南京的长江战略，等三王内讧后还能运粮到重庆。

“张总督到底在想什么？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洞庭湖水师重建起来啊，光在武昌周围修地堡有什么用？就是把地面上修成乌龟壳，总不能在江面上也修城堡吧？”现在李国英觉得长江沿途最有本事的就是青年才俊周培公，这位年纪轻轻的布政使公开主张要筹建一支能够撵上邓名主力的长江总队，而且强调要注重水师。

因为这个缘故，周培公还要求朝廷把北方的船工划拨给他一些，以方便他在安庆、岳州等地兴建新的造船厂。当然无论是清廷还是李国英都不知道，周培公的真实目的是把这些船工劳务输出去四川，四川的船厂许诺若是周培公帮他们介绍更多的熟练造船工，他们就会在卖给周培公江船的时候给他打折扣——现在四川各个船厂都知道周培公是个重要客户，经常会派来满脸堆笑的推销员，向周培公吹嘘他们的新船。如果周培公订货的话，他们就会在新船上打上安庆或者岳州造船厂的标记，以示这是大清自产的优质漕船。

但如果周培公真的在安庆等地搭起拥有自产能力的船厂的话，他知道这些造船厂的厂主就该变脸了，估计马上就会游说邓名来扫荡他的船厂。作为邓名问题专家，周培公每天就认真钻研川西的政策法规，他的四川朋友也特别的多，知道四川的盐商和银行家都这么干过。因此一旦四川的船厂主发现他们有竞争对手的话，肯定也会效仿，而且周培公断定该要求会的得到邓名按个分赃会中大部分人的支持响应。

……

两天后，山东又传来了新的报告，祖泽溥宣称邓名本人出现在山东，而且还携带去了十万大军。

看到这个报告后，遏必隆再次翻脸了，他亲眼看到对面的明军里有数万川军，怎么祖泽溥大嘴一张就又是十万川军。

“肯定是在胡说八道，”遏必隆叫道：“要是邓名真带着十万大军去山东了，祖泽溥他疯了敢去和邓名打？他真有这胆子二十年前就不会藏在锦州城里吃自己人了，他是宁可吃人都不敢出城挑战强敌的性子。”

见遏必隆开始翻老账，李国英很清楚辅政大臣真是要出离愤怒了，不过他们都明白这也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祖泽溥发现登陆的明军不多，打算去打一下沾点便宜，不过为了吹嘘自己的功绩所以要说成邓名到了山东。只是祖泽溥的这种吹嘘会给遏必隆他们造成不良后果，如果朝廷接受了他的说法，那杰书一伙儿不就成了光吃饭不干活了吗？

经过李国英的解释，本来还懵着的杰书也恍然大悟，发觉祖泽溥这是像踩着自己往上爬，恨恨地一拍桌面：“这狗奴才，本王还没和他计较给绿营装备火器呐。”

而朝廷看起来也立刻发觉了祖泽溥夸功的不妥，索尼和鳌拜在接到祖泽溥夸大其词的报告后，第一时间下旨斥责，责备祖泽溥不认真侦查敌情，误信人言，还把荒谬的哨探报告当做真情报告给朝廷。

索尼和鳌拜的处置也称得上是用心良苦，他们看出来祖泽溥的争功是在贬低康亲王的作用，因此肯定不能接受；不过济南负责着南征大军的后勤，要是把祖泽溥收拾得太狠，那又担心把他吓坏了影响正常的工作，所以索尼定的调子是“误信人言”，只要祖泽溥交出来一两个斥候的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