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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业？你说话含含糊糊的。”

“说话别含含糊糊的。”

“是，长官。”

“含含糊糊说话时，也得含含糊糊地叫一声‘长官’。”

“梅特卡夫，你这狗娘养的。”

“是，，“是正义事业，长官。你们不能裁决——”

“正义？”上校很是愕然。“什么是正义？”

“正义，长官——”

“那可不是正义，”上校讥笑道，一边说一边又用粗壮的大手膨膨地擂桌子。“那是卡尔·马克思。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正义。正义就是半夜里从地板上用膝盖顶着别人的肚皮用手按着别人的下巴手里拿着一把刀偷偷摸摸地摸到一艘战列舰的弹药舱里事先不给任何警告在黑暗中秘密地用沙袋把别人打昏。正义就是勒杀抢劫。一旦我们大家都得残酷无情地去跟意大利人打仗，那就是正义。要凶残。懂吗？”

“不懂，长官。”

“别老是长官长官地叫我！”

“是，长官。”

“不叫‘长官’时，也得喊一声‘长官’，”梅待卡夫少校命令道。

克莱文杰自然是有罪的，要不然他就不会受指控了。要想裁决他有罪，唯一的办法就是得证明他的确犯了罪，而裁决克莱文杰有罪，则是上校一帮人必须尽到的爱国义务。于是，克莱文杰被判了五十六次惩罚性值勤。波平杰则被禁闭了起来，以此作为对他的教训。梅特卡夫少校被运送到所罗门群岛，负责埋尸体。至于克莱文杰，所谓惩罚性值勤，就是每到周未，肩背一支沉重的没装子弹的步枪，在宪兵司令大楼前来回走上五十分钟。

这一切都把克莱文杰搞得稀里糊涂。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可在克莱文杰看来，最怪的是裁定委员会三个人流露出的那种仇恨——那种赤裸裸的残酷无情的仇恨。那仇恨就像是不能扑灭的煤块，在三双眯缝了的眼睛里恶狠狠地燃烧着，又使他们本来便已凶险的面目，更添了冷酷蛮横的气势。克莱文杰察觉到了这种仇恨，简直惊呆了。假如可能，他们会用私刑把他处死。他们三个都是成年人，可他自己却还是小伙子。他们仇恨他，恨不得他快死。在他来军校之前，他们就仇恨他；他在军校时，他们也仇恨他；他离开军校后，他们还是仇恨他。日后，他们三个人分了手，都过上了独居的生活，但却还是恶狠狠地带走了对克莱文杰的仇恨，仿佛带走的是什么稀世珍宝。

头天晚上，约塞连就好好地给了克莱文杰一番告诫。“你是不会有什么希望的，”他很愁闷地跟克莱文杰说，“他们仇恨犹太人。”

“可我又不是犹大人，”克莱文杰回答说。

“这没什么两样，”约塞连说，而约塞连的确没有说错。“他们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

克莱文杰躲开了他们的仇恨，就像是避开耀眼的亮光一样。这三个仇视他的人，跟他说同一种语言，穿同样的制服，但他见到的这三张冷冰冰的脸，却自始至终密布着令人极不舒适且又深含敌意的皱纹。他顿时觉悟了：这世上随便什么地方，无论是在所有法西斯的坦克或飞机或潜艇里，还是在机关枪或迫击炮或吐着火焰的喷火器后面的掩体里，甚至在精锐的赫尔曼·戈林高射炮师的所有神炮手当中，或是在慕尼黑所有啤酒馆里的那些恐怖的密谋分子中间，以及任何别的地方，再也不会有谁比他们三个人更仇恨他了——

扫校

09、梅杰·梅杰·梅杰少校

梅杰·梅杰·梅杰少校自呱呱坠地起，便是不很顺当的。

他跟米尼弗·奇维一样，出娘胎那会儿拖的时间过长——足足拖了三十六个小时，结果，把他母亲的身体给拖垮了。她母亲是个温柔、多病的女人，临盆前足足痛了一天半，才把梅杰生下来，产后，便全没了心思去跟丈夫争执给新生婴儿取名。医院的过道里，她丈夫严肃而又果断地忙着该他做的一切，他是个极有主心骨的男人。梅杰少校的父亲是个瘦高个儿，着一套毛料服装和一双笨重的鞋子。他丝毫不迟疑地填写了婴儿出生证明书，之后，便很镇静地把填好了的出生证明书交给楼层主管护士。护士一声不吭地从他手中接了过去，于是就放轻脚步走开了。他目送着她离开，一边在纳闷，不知道她贴身穿的是什么内衣裤。

他回到病房，见妻子软绵绵地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毛毯，活像一棵失了水分的萎蔫的蔬菜，皱巴巴的面孔又干瘪又苍白，衰弱的躯体一动不动。她的床在病房最尽头，临近一扇尘封的破窗。大雨哗哗地从喧闹的天空瓢泼下来。天阴沉冷峭。医院的其他病房里，那些惨白得见不到一丝血色的病人，正等候着死神的最终降临。梅杰少校的父亲直挺挺地站立在病榻一旁，垂下头，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女人。

“我给孩子取了个名，叫凯莱布，”临了他低声跟她说，“是照了你的意思取的。”女人没有答话，慢慢地，男人便笑了起来。这句话是他经过精心的考虑之后，才说出口的，因为他妻子睡着了，永远也不会知道，就在她躺在县医院这间破旧的病房里的病床上时，自己的丈夫竟对她说了谎。

正是从这艰难的起点，走出了这位无能的中队长。眼下，他正在皮亚诺萨岛，每天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全都用来在公文上假冒签华盛顿·欧文的名字。为了避免有人识别出他的笔迹，梅杰少校煞费了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