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7/8)

主持人宣布。

汪海龙上台了，他也同样念了一大通主席语录后，开始对我的种种有的与没有的反革命行为进行揭发，每揭发到一段落，还要进行审问，「鲁小北，你爷爷是反动地主，你爸爸是走资派，你妈妈是与人通奸乱搞的破鞋，你们家反动透顶，你知罪吗？」

「是，我知罪。」

我几乎不用脑袋去想，便机械地回答。

「想挤上孔老二的黑船，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不是你的反动本质？」

我仍旧回答着，「是，我反动，我有罪。」

「我让你反动」，随着这句狠骂，我重重地挨了他一个耳光，脸上一下子象被扎了很多针一样。

「我让你反动！」

又是一句斥骂，又是更重的一击。

那一刻，我好想直起腰来和他打一架，但面对全班的革命师生以及前来观摩的全校革命师生的代表，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份，我没敢，而是老老实实地噘着，一动也没敢动。

汪海龙发言完毕下去了，于是主持人命令我站直了向人民认罪，我艰难地直起已经噘的不容易一下子站直的腰，按照早已背诵多遍的认罪书上的内容，念了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正当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广泛深入地揭批林虎、孔老二的复辟阴谋，向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目标大步迈进的时候，我，一个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家庭的狗崽子，没能从思想和灵魂深处认识到自己骨子里的反动性，没能与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没能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历史上所犯下的罪恶，没能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监督与批判，没能……」

按规定，挨批斗时要噘着，认罪时却必须立正站着。

所以发言时，是要面对台下的群众的。

我站着，直立的站着，眼睛却使劲地看着地面的某处，不敢与下面的群众对视，不敢看本来一同居住一同上课一同玩闹的男女同学们看我的目光。

但站着认罪可以让噘久了的腰和举久了的手臂得到休息，因而是一种不错的缓解机会。

我继续空洞地上纲上线的认罪，尽量地拖延时间，以努力加长这难得的休息时间。

但什么时候站直了什么时候噘下去却并不是由我们这些挨斗的阶级敌人说了算的，就在我背书式地认罪认了七八分钟后，主持人赵小凤打断了我的话，「鲁小北，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想老实认罪，给我噘下去。」

这是批斗会的程序，早在彩排时就知道了的。

于是，我停止了站立认罪，重新弯下腰，举起臂，噘着了。

一个又一个革命小将上台发言、喝斥、审问，但象汪海龙那样打耳光的并不多，不过还是有同学用手按住我的后脖子，一边往下压一边命令着：「给我噘低点，狗崽子！」

我噘着屁股，背着双臂，还要受人这样摆弄与打击，一种莫名的感觉一下子涌满了全身。

这感觉，是屈辱，是愤怒，还有一种我当时并不愿意承认的－－－－因受虐而引起的快感。

一个别的班的男生，他没有上台来发言，却不知从哪捡来一块霉烂的老倭瓜，一边喊着：「鲁小北噘着累不累，请你吃个倭瓜」，一边从远处将那倭瓜向我砸来，但他的准确性差了点，烂倭瓜带着风声擦着我的脖子飞过去，「叭叽」

一下子煳到了紧挨着我噘着的仝玉兰的头上，教室里的男女同学发出一阵哄笑。

又一个女红卫兵上台继续发言了。

仝玉兰就在我的右侧噘着，因为我们都是头朝下看着脚面噘着的，我不用歪头，就能看到她的脚，也看到她的眼泪一颗又一颗地落到她的脚尖前面的地下，但她没有敢哭出声来，真的，我靠她那么近，一丁丁点的声音也没有听到。

我好奇地稍稍转过脸去看她的脸，那散发着霉臭的老倭瓜，就端端正正地落在仝玉兰脑后的两个小辫子中间，因霉烂而流淌出的浓浓的黑黄相间的汁液流过她的脸颊，集中到她的鼻尖上，又和着她的泪水滴落在她的脚下。

这来自六年级的红卫兵代表正在激情满怀地发着言，照本宣科地读上一段后，便审问起来，「仝玉兰，上次我们为生产队积肥，大家都脱了鞋到猪圈里，你为什么要穿着鞋下去？」

仝玉兰噘着回答道：「我怕扎脚。」

「为什么怕扎脚，这是你剥削阶级思想在作崇，你仍然妄想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什么也不干，过你们吸血鬼的日子，对不对？」

「是，我有罪。」

审问了几句后，她又继续发言，又读了一大段后，她的矛头又转移到另一个挨斗的女生身上，「白莎莉，你狗爹是个什么东西，旧社会读了资本主义的书，给你取了资产阶级的名字，你这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你老实交待，是不是这样？」

那个靠近仝玉兰另一侧噘着的女生也按部就班地回答着她的问题。

于是她又接着批，直到将我们五个四类狗崽子全部批了一遍。

在她发言时，我又偷偷偏了几次头向仝玉兰看去，那比足球略小一些的烂倭瓜仍然始终纹丝没动地顶在仝玉兰的头上，极其滑稽而又可怜。

其实，只要她稍稍偏一偏头，就可以将倭瓜甩下去，不过换了别人也许真的会这样做，但她仝玉兰不敢，在这样无产阶级专政背景的批斗会上，她一丁丁点也不敢改变红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