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4/6)

他怔了一下后才回答道：“你们高校出来的都应该算吧？”

他的回答是一个误区，而这样的误区很多人都有。我摇头道：“柯主任，你的说法不正确。我觉得所谓学者型领导，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先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后来成为了领导。像我们这样的人，虽然是从高校出来的，但是我们在学术上并没有多大的成就，所以并不能被看成是学术型官员吧？柯主任，你的前学历是什么呢？”

他疑惑地看着我，“我是教育学的硕士。冯主任，你问我这个干什么？”

我不禁就笑了起来，“这样说来你也应该是学者型的官员呢。我不也是硕士吗？这和是不是在高校工作过没有什么关系吧？所以，如果要算的话我们都是学者型的官员，如果不算的话那就都不是。不过我觉得自己不是，因为我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其实对于我来讲，直到现在都还很舍不得自己的专业的，我们搞专业的人好像都有学术情结。”

柯向南却摇头道：“说实话，冯主任，我对自己的专业没有多大的兴趣。”

我怔了一下后说道：“可能是因为我的专业应用性更强吧。医生这个职业确实不错，研究病情其实也容易上瘾的。呵呵！”

商垄行道：“其实我是赞同组织部门大力提拔学者型官员的，虽然冯主任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座的都可以算是学者型官员，这其实是和很多前学历比较低的人比较。我在地方工作过，地方上大部分的官员都是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他们虽然有着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却大多思想保守，不愿意接受新的观念，甚至还有不少的人对我们这种前学历高的人带有仇视的心理，认为知识分子只会说大话、空话。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国家已经步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了，那么管理国家各级部门的人就应该有知识、有文化才对。你说是吧冯主任？”

我说：“这个问题得一分为二地去看。现在基层里面的很多工作还是需要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去做的。不过我也赞同商主任的说法，从长远来看，使用高学历的官员应该是一种趋势，毕竟时代发展到现在了嘛。”

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不想我们这样的谈论被传出去后被人误解。要知道，省级部门里面还是由不少的领导前学历是很低的，虽然他们大多在省委党校拿到了文凭，但是他们依然忌讳别人拿他们的前学历说事。王鑫的事情就是一个教训。

商垄行摇头道：“学者型官员的出现其实是一个好现象。首先，纵观世界各国尤其是现代化国家选拔人才的做法和经验，遴选学者型官员具有普适性。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七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先后任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为尼克松首次访华的破冰之旅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次，选拔学者型官员是我们党和国家进入历史新阶段的现实客观要求。经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而建国的发展中国家，其政府官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的换代。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这是因为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科技对经济发展作用巨大，科技精英中参与管理国家的人员迅速增多。随着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走向成熟，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从开国元勋治国时代转入了专家治国的时代，目前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再次，选拔学者型官员有利于进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理说，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受老百姓委托管理公共事务、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但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人除了当官别所长，即使干不好，也要保留待遇，继续养起来，造成事实上的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当各级官员都学有所长的时候，这更加易于解决离职后的出路问题。还是以基辛格博士为例，一九七七年他的国务卿被解职后，到乔治敦大学继续担任教授，并先后撰写了《白宫岁月》、《纪录在案》、《动乱年代》等多部著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学者型官员本来是个好事情，但为什么会众说纷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让目前盛行的官本位闹的。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做官，认为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由于受几千年专制文化的影响，官本位思想在眼下依然根深蒂固。很多人把升官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价值的尺度，作为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比如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都会不同。毋庸讳言，在官本位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对从政趋之若鹜，包括一些学者也热衷于此。试想：大量的优秀人才涌向官员队伍，难免使人们对官本位现象产生忧虑：这会不会再次造**才资源配置的扭曲？所以，对学者型官员现象的热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我认为，对于学者型官员，尤其是德才兼备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