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4/6)

什么就搞不好一个企业呢？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通病问题。中国的不行，前苏联的不行，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和在台湾其实也搞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也不行，他们的那些企业其实就是我们教科书上所谓官僚资本主义，那就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办的一些国有企业，此外法国英国也办了一些国有企业也搞得不行，所以现在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都又私有化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国企，首先是一个企业。而企业的天职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从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纵使国有企业也不能例外，否则只能叫做人民政府。而企业要发展，不仅来自于自身的意识，更来自于同行业的竞争。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企业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其中就有长期和短期之分。短期策略可使企业获取眼前利益，但不利于长期发展；而长期策略可获得丰厚利益，但是眼前必须付出。但是不论是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都是有风险的！私人企业因为能够以自身的财产所有权作为抵押，所以论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是合情合理的，都是不可侵犯的。而国企就不同，因为产权比较模糊，收益和风险法分摊。所以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会有风言风语，让当时的一把手左右为难。所以，更多的时候，国企老总们只关注短期利益，这样更有利于自身绩效的表现，好在仕途上得到更好的机会，然而这样的话，往往后来者会苦不堪言，从而造成企业得不到长久的进步。所以，国企搞不好固然有产权不明晰，工人懒惰出工不出力等因素，而国企的主管部门，不作为才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时候国企搞不好还可以换经理厂长，后来在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国企就很少在换经理厂长了，只要搞不好就卖，很多好的国企头头一看，搞好还不如搞坏，搞坏可以卖，可以贱卖，这样的好事谁不干？于是好国企变差国企成风，凡是市场竞争的国企基本都卖完了，肥了一小撮人，损害了一大批人。剩下的垄断国企，有多少官不是买来的或者是有背景的？所以说，如果不真正改变国企的干部任命制度，国企早早晚晚都要败完。因此，我觉得国企搞不好的真正原因是用了一批不作为的官。你明白吗？你们用的国企负责人是官，而不是企业家！”[

我顿时默然。因为他讲的确实是事实。如今的关系盘根交错，任人唯亲的状况根本法避免。不过我觉得他前后的话似乎是矛盾的，随即就问道：“既然您说国企始终要完蛋，那么您前面讲的那些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淡淡地道：“我说的是，如果用人用对了，再通过那样的一系列措施去对国企进行改革的话，这还是有希望的。比如海尔，它就是国企改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你们上江市能够做到用人用对吗？”

我问道：“那您觉得在现有的体制下如何才可以用对人呢？”

他叹息着说道：“很简单，用人的人要有历史责任感，要讲良心。用自己的人可以，用花钱买官的人也行，但是必须用能人。”

我不禁苦笑，“您这观点倒是挺新颖的。不过您说的好像也对，毕竟在现有的体制下似乎好像只能是这样了，而且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说：“其实花钱买官自古有之。中国历史上，捐官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据司马迁《史记》上的记载：秦始皇四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这大概是最早关于捐官的文字记载了。由于当时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缺粮，统治者通过纳粟拜爵，来解决粮食危机。

到西汉时，捐官形成了制度，赫赫有名的政论家晁错的代表作《论贵粟疏》，就可看作是一篇系统阐述捐官制度的著名文章。文帝时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商业也发展起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商人。商人们囤积货物居奇，操纵物价，放高利贷；而农民则卖田宅，卖子孙，用以偿还债务。晁错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改变现行政策，制定新的政策，那就是贵粟政策，其实质就是纳粟拜爵。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实践证明，纳粟拜爵政策一实行，立即取得明显成效。商人竞卖爵位，国家的储粮大增，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同样一种制度，处于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人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出现的效果也千差万别。汉文帝采纳晁错的主张，这项政策的实行及其有益的效果，对西汉以后的赋役政策，对匈奴的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被诸葛亮作为反面典型告诫刘禅的灵帝也大力行捐官制度，但他却主要是为了建立个人的小金库。光和元年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西园挂牌出卖官职，为此史书写道：灵帝即位前为侯王时，常常苦于缺少钱财，当了皇帝后，经常为桓帝不能添置家业而遗憾，因此通过卖官来积聚私房钱。

其实捐官制度几乎历代都有，风气最盛、规模最大的还数清代。清朝通过捐纳可以买到的官极为广泛。京官可买到郎中，地方官可买到高于知府的道员。对买官的人任何限制，地主、商贾且不必说，连流氓、盗贼等也一例外。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的待遇。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