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3章：皇后临朝（2）(2/3)

真宗就坡下驴，悻悻道：“便罢，便罢！”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寇准却“重失皇后意”。

寇准和皇后本来就有龃龉（juyu）——上下牙齿不对齐——如此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天禧四年三月，就在朝堂暗流汹涌的紧要关头，担任首相的向敏中死在任上。

寇准再度出山，也是向敏中大力举荐的结果。首相突然去世，真宗病重，刘皇后专权，政治天平开始向丁谓一方倾斜。

对此，刚直的寇准浑然不觉，他仍在按部就班做着准备工作。“处画已定”，一切准备就绪，寇准开始付诸行动。

考虑到“凡诰命尽使（杨)亿为之”，决定先让杨亿写一篇绝妙好辞的文章，向专权的皇后、弄臣丁谓发难。

杨亿担心走漏风声，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屏退左右动笔，“至自起剪烛跋，中外无知者”。

寇准做事有条不紊，凡事讲程序，自以为得计，结果却因保密工作的疏忽，功亏一篑。

不知什么原因，寇准的密谋被曹利用知道了。曹利用不敢耽搁，立刻入宫去见刘皇后。

刘皇后正为如何对付寇准绞尽脑汁，曹利用的消息无疑是雪中送炭。

很快，丁谓也知道了。他们立即展开反击，求见真宗，“力谮准，请罢准政事”。

太子监国本来是真宗同意了的，寇准只是具体执行人。可当着刘敏、丁谓的面，真宗无法打开窗户说亮话，惟有装糊涂。

医学证明，患有脑血管疾病的人多遗忘，何况“贵人多忘事”。史书为尊者讳，只好含糊其辞这样记载：“上不记与（寇）准初有成言，诺其请！”

刘皇后做事与寇准不同，总是雷厉风行，口说无凭，白纸黑字为证，她立即请真宗下诏罢相。

真宗本来想回头再与寇准商议对策，可刘敏、丁谓等人逼得紧，他只好命人传晏殊来草诏。

也许真宗是真病糊涂了，也许他是在拖延时间：晏殊只是知制诰，根本无权涉及罢相这样的国家机密。

宋时，朝廷文书分为内外两制。统治者为限制相权，命翰林学士专掌“内命”，分割了中书制诏权。

朝廷机要文书都由翰林学士起草，其他文诰诏命才由中书舍人（知制诰)负责撰制。

当时，晏殊匆匆忙忙起来，一听要自己草拟罢寇准相的制书，吃了一惊，因为这根本不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他连忙推辞：“臣掌外制，此非臣职也。”真宗毕竟是病人，召错人闹笑话的事情时常发生，刘敏也不便因此而动怒。

晏殊不敢领旨，真宗只好派人去请翰林学士。

恰好这天晚上值夜班的人是钱惟演。“须臾，惟演至，极论准专恣，请深责。”

根据史书的记载分析，钱惟演事前应该知道一些情况，因此才会在这种时刻落井下石。

真宗退无可退，只好和几人商量：“当与何官？”钱惟演文章写得好，而且对礼制非常熟悉，见真宗发问，立即答道：“请用王钦若例，授准太子太保。”

真宗斟酌再三道：“与太子太傅。”

西晋时始有“太子六傅”之职，分别为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

宋时，太子太傅与太子太保都是从一品，多为宰执官员致仕后的虚衔，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为从一品，太子少师、少傅、少保从二品。

太子太傅比太子太保名位仅高一格，真宗能注意到这些细节，显然心思缜密，可见之前的行为都是为了拖延时间。

见众人沉默不语，真宗继续说道：“更与加优礼。”于是，钱惟演只好为寇准“请封国公”，拿出袖中的“具员册”交给真宗，真宗挣扎着指了指其中的“莱”字，这就是寇准又被称为“寇莱公”的来历。

晏殊被误召后，由于不经意间知道了国家机密，主动在值班的地方睡了一晚，直到第二天罢寇准相的诏书宣布后才离开学士院。

根据史料记载，真宗有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毋庸置疑。

现代医学证明，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多发作于春冬时候，天气暖和后，病情又会缓解。因此真宗生病时，尤其是病情严重时，自然会考虑政权平稳与权力交接的国家大事。

理智告诉真宗，必须对这些事要有所托付和交待，所以出现了刘皇后代理皇权、皇太子亲政的事情。

可是他清醒时又后悔。权力是毒药，尤其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即使是妻子、儿子也不得染指。

其实，真宗内心并不想真的把权力移交给儿子，刘敏代理他行使皇权也只是权宜之计。

如果事情真的如寇准所愿，那么寇准在朝堂必定会一呼百应，成为架空仁宗的权臣。

寇准虽然为人刚直，但真宗内心深处也在提防出现“政多出于宰辅”的情形。

在寇准为首的太子党和丁谓为首的皇后党之间摇摆，也是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

不到死的那一天，真宗是绝对不会交出权力的。他在刘敏、丁谓群起攻击寇准的情况下就坡下驴，是为了保证事态朝着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稳定压倒一切，必要时牺牲寇准，真宗是明智的。

就这样，丁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脆利落地罢免了寇准的宰相之位。

之后，真宗拜李迪、丁谓为宰相，加曹利用同平章事，对待寇准“犹如故”。

然而寇准的结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