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大伯的故事(2/4)

“这便是所谓的“组织上同意的。”

这样既不在计委工作，又不在房管所上班的儿子便名正言顺地住进了父亲那套一进两开八十多平米的房子里。

后来，群众对大伯这一作法意见较大，反响强烈，县委、县政府对群众反映的这些不正之风，要求进行自查自纠。在一次县委召集的环节干部会议上，大伯做了一番自我检查，并承诺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尽快将儿子的住房腾出来。

大伯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却另有打算。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把儿子调到计委。就这样这件事情不了了之。这套房子理所当然，名正言顺“屋”归原主了。

这时，大伯心里虽不好受，但表面装得却一本正经，洋洋得意地反问我一句：“我的儿子不也是计委的干部吗？有什么问题？比这严重的事多着呢，你不服可以到纪委告去！”

这时，房管所的另一位领导进来，见我们僵持不下，便把小松拉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解释了一番，最后答应“研究研究。”

后来遇上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时代，小松这个穷小子念了两年成人大专，被称其为“知识分子”，毕业后提任组织部副部长一职。

有一天，大伯突然来到我家，一进门便惊讶地说：“啊呀，松部长，这就是你的家呀”？然后他环顾四周非常关切地说道：“这房太危险、太窄憋了吧”。然后双手一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有些工作人员也真成问题，这是我的失职，我的失职……”

大伯这时把责任全部归于自已。小松心里不觉好笑，便吩咐老婆：“陶所长第一次登门，不管条件好赖，你给咱们炒两个菜，我和陶所长喝两盅”。

大伯见小松这样，也没加阻拦。三杯下肚后，大伯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端起酒杯在炕上跪了起来说道：“老哥过去有些事情做得有点过分，对不起！”说着便把腰一弯，头一低，双手把酒盅举过了头。

本来大伯比小松大将近二十岁，还是我的长辈，小松刚当了个副部长，充其量不过是个兵头将尾的副科级。大伯的工龄也快有我年龄大呀，这样恭维已经让我很不自在，大伯对小松又左一声“部长”、右一声“领导”，让小松非常难堪。

（3）

临走时，大伯悄悄对小松说：“最近畜牧局陈局长马上要搬家。松部长不嫌旧的话，你就搬过去。我马上派人维修维修，等下一年盖起新房，一定给你一套。”

不长时间，小松便举行了乔迁之喜。

大伯典着个大肚子前来“祝贺”。一进门大伯两手合抱，头一点一点的，脸上呈现出像完成了一件光荣使命似的，那种喜悦的神色。

小松说“多亏陶所长的帮忙”。

“话不能这么说，这是我们房管所应尽的义务，也是领导干部应该享受的呀”！大伯在说这话的时候，声调拉得很长，给人一种甜丝丝的感觉。

是啊，“应尽的义务”、“应该享受的呀”！小松感慨万分地长吁了一口气，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小松才真正体会到了“官”的“威力”和“权”的“伟大”！

“三星照你，四季来财，一定你输……”房间里回荡着高所长猜拳行令的洪亮声音。

“哈、哈、哈，”大伯一声嘹亮清脆的声音”你输了，把这六杯酒喝完。

小松今天一高兴，端起六杯起仰起脖子一口一杯。

（4）

大伯之后常说：“咱们都是陶家祠堂的后人，以后不管走到哪里，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祖宗，常回去填填土、上个香、点个纸的就好。

他还跟我们说起更久远的年代。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八，风和日丽，正值日过午头。在这个小小的山村有一声嘹亮清脆的婴儿啼哭“哇…哇…哇”地惊醒了这个沉寂已久的沙窝窝，奶奶喜出望外吼道：“生了，生了，长蛋的……！”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站在门外等候的爷爷。

这个“长蛋的”便是大伯。

爷爷盼孙心切，一个人在门外踱来踱去，手里捏着一个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听到奶奶这一声嘶喊，放心地在鞋帮上磕磕旱烟锅，起身看他的那群牛去了。他按捺不住期盼已久的喜悦，手背转一路走一路哼，哼着哼着就哼出了一首他最拿手的好戏：

“一条扁担软溜溜，担上黄米我下苏州呀么呼儿嘿，苏州爱我的软黄米呀，我爱苏州的大闺女呀么呼儿嘿”。

见是生下传家接代的根苗，一家人都很开心。

奶奶跑前拾后，打里照外，伺候着月子里的母亲。

那时正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一天，阴云密布，死气沉沉，天空洋洋洒洒飘着几朵雪花。屋里的炉灶不快，直往家里冒烟。

奶奶怕呛着大伯这个宝贝，拖着一双小脚独自爬到自家那个茅庵房子的屋顶去捅烟囱。

屋顶是个拱棚形状，泥抹房顶，加之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如一个溜冰场。奶奶好不容易爬上去，一不小心“滋溜溜”地滑落到了地面。

好在那时的茅庵房子不高，但这一跤也跌得不轻，奶奶的一只脚崴了，脚踝错位，脚跟朝前。她呲牙咧嘴，咬紧牙关喘着长气，未吭一声趴着挪回了那个小屋，焦急地等待着爷爷的归来。

那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