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枪凭证之谜(2/4)

“胡说！在辽南打游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还有计委的孙主任，我们经常秘密的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市委干部刘英说。

我：“就是你说的计委孙主任提供的证明材料，说他本人不知道黄局长是党员。”

刘英：“丧良心！我看孙主任可真的不配当党员了。”

（二）我也单独看（ kan）过黄局长

在批斗过程中，有的时候，黄局长对有些问题不承认，或者造反派需要研究对付他的办法，蒯大宇、王树林等人就指定一个人把黄局长带到“牛棚”去反省。

一次批斗会当中，我也“有幸”执行一次单独把黄局长带出会场，到“牛棚”去看着他。

回到他的住处，黄局长站在地中间的一个办公桌旁，直勾勾地看着我，弄得我不知所措。他看看我没有态度，问道：“你让我做什么？”

我这是第一次摊上这个差事，不知道到了“牛棚”，让他做什么，我又该做什么。他这一问，倒把我问懵了。我见他笔直地站着，便说道，“坐下吧。”

他犹豫着，嘟囔着，“坐下？坐下干什么。”

“学毛著吧。”我未加思索，顺嘴说了一句。

“学毛著？”黄局长好像有些感到意外，看了看我。

我：“学毛著！桌子上不是有《毛选》吗，你找一篇，自己看。”

黄局长翻开《毛选》，没有看书，倒是偷偷地看着我，好像感到出乎他的意料；我看到他的神态，也觉得有些未可理解。

后来听说，凡是把黄局长或者迟玉环送回“牛棚”，都要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诸如面壁思过，低头认罪；更有甚者让他们做“喷气式”，举红砖等等处罚。

（三）黄局长的耳朵

冬天，一次批斗会上，黄局长表现不太好，惹火了蒯大宇。厉声喝道，“黄文鑫！出去！上外边房山头去站着，好好反省，不叫你，不行回来。”

黄局长光着头，耷拉着两只胳膊，走出会场。王树林随后紧跟着也出去了。一会功夫，他搓着双手，嘶嘶哈哈的回来，叨咕着，“今天还他妈的真冷。”

蒯大宇：“他，站到哪里了？”

王树林：“紧挨着山墙。”

黄局长出去之后，临时决定批判迟玉环。蒯大宇说，“迟玉环最近对自己的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在让她做自我批判。”

迟玉环自从进了“牛棚”，态度大有转变，每一次批判，都是老老实实，造反派让她承认什么问题她就承认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她本人在大家的启发之后，上纲上线，深挖思想根源，一次又一次的低头认罪。

我觉得，大概是为了使大家一直处于和阶级敌人斗争的紧张状态，常常会拿批判迟玉环垫场。

迟玉环滔滔不绝的自我批判结束了，也到了吃晚饭的时间。蒯大宇宣布散会，大家准备吃饭。我端起饭碗还没有吃，财物委的一个到食堂打饭的同志拎着一桶菜，进来了。他看见蒯大宇，说道，“董科长！你们的黄局长，在房山头冻得直打哆嗦，脸都发青了。……”

没等他说完，蒯大宇、王树林撂下饭碗，冲出门外。蒯大宇小声嘟囔着，“坏了！怎么把他给忘了。”

黄局长病了数日，总算没有生命危险。从此，黄局长的左耳朵，一直是鼓鼓的，颜色黑紫；作下了残疾。

（四）拒不交枪

1969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用毛**思想统帅一切》公布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最高指示。过了春节之后，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有些淡薄，但是阶级斗争这根线并没有放松。

我们局被揪斗和触动的几个人已经没有新鲜东西可以挖掘了。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尚科长，想到了黄局长解放初期有一把手枪；蒯大宇等人受到启发，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于是，他们就抓住了这个题目，开始大做文章。

解放初期，部队转业的干部，从事敌后工作的干部，到了地方之后，都随身携带着枪支。后来，都统一上交公安部门。上交后，公安部门会给本人一份证明已经收到枪支的交枪凭证。

第一次关于枪支的批斗会，黄局长态度比较认真。

王树林：“黄文鑫！你进了鞍山，是不是带一把手枪？”

黄局长：“是。”

王树林：“收缴枪支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交？”

黄局长：“交了。有交枪凭证啊。”

蒯大宇：“交枪凭证在哪里？”

黄局长：“在哪里？我想想。在……办公室的哪个笔记本？还是……”

王树林：“黄文鑫！你老实交代！办公室哪里还有你的东西！”

黄局长：“啊，是，我的东西统统拿回家了。那就是都在家里。只能够回家去找一找了。”

臧兴年：“想得美呀！还想回家？”

会场上，你一句、他一句，开锅了。在交枪的问题上黄局长心中有数，自然不怕说他没交枪；所以敢于坚持。

把黄局长带出去反省之后，蒯大宇开始布置如何在交枪的问题上批斗黄局长。

他说，“我们排里经过认真研究，有了定论，那就是黄文鑫的枪指定是没有上交。我们已经派人去过黄文鑫的家里。他老婆把所有能够存交枪凭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