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章 八方风雨会京师.(10/11)

凯末尔以“教产归功、神产均分”为口号，强征了全国境内79的耕地，判处超过13万大土地所有者死刑，同时判处37万地主亲属进行“无限期强制劳动”。这其中，69的人，在以后三年内过劳死。

这种残酷的土改行为，在今天的土耳其教科中，被描述为“民族迈向工业化复兴的第一步”，广受赞誉。

1946年，日本战败后的第一年。

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由经过“战后肃清”的六大财阀联合出资，首届战后政府推动的土改，在日本大规模展开，史称“昭和政改”。

这次土改，驻日美军作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向日本政府提供了多达15。6万人的土地所有者名单。日本官方以“战时支持军国主义国策”为号召，对名单内的地主，以及一些不在名单内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了强制性的土地征缴。

截止1949年中，日本86。3的耕地被政府强制性再分配，4。9万名地主被处死，超过21万人被判处各种徒刑。从此，日本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式终结。

1954年底，在李承晚本人的亲自推动下，韩国政府以“整肃日奸，剥夺日产”的名义，发起遍及全境的土改运动，史称“反奸归土”。

这场历史三年的土改运动，以打击日占时代韩奸的名义，强制性剥夺了1。6万名土地所有者的耕地，以十分之一价格象征性赎买了3。92万地主的土地。

两项合一，韩国的旧式耕地所有者被一扫而空，完成了韩国进行工业化发展的“不动产积累”。

在现代韩国的教科中，“反奸归土”被认为是臭名昭著的李承晚为数不多的政绩之一。

当下在韩国国内，有一些原地主的后代们，试图向政府讨还被强征的土地。韩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就是每隔几年，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韩奸”运动。

1961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正式颁行“王国田产征缴令”，宣布将在3年时间内，由政府出资，赎买23。7万大土地所有者名下的土地，史称“神圣公有”。

在此后的五年内，伊朗政府以不足市场价格17分之一的价格，“赎买”的17。4万地主的土地，即便出价低得惊人，也几乎耗光了政府的现金储备。

因此，伊朗政府又以“全力推行神圣的白色革命”为号召，无偿征缴了余下的近7万地主的土地，不做任何补偿。

在此期间，伊朗政府共判处1。9万地主死刑，强制流放约13。6万人。

这场残酷的土改运动，却被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政权所肯定，并坚定不移地维护。

1947年9月，胡安·庇隆宣布阿根廷进入“战时紧急状态”，原因是“强制推行全国土地征缴运动”，这项运动，史称“十月土改”，也被阿根廷人称作“庇隆新政”。

在接下来的11个月时间内，阿根廷政府出动3万余国防军人，7。4万警察，对全国33。6万大土地所有者进行了逮捕、公诉、刑罚甚至处死。

至次年底，阿根廷境内超过93的土地被政府强制收缴，其中41被均分给贫农，其余国有化。

整个运动期间，约3。1万名地主被杀死，27。9万人被流放、强制劳动等，这也成为日后阿根廷国内反庇隆势力最常拿来抨击的实例。

但是，直到今天，阿根廷的教科中，都把这幕血腥的“十月土改”，认定为“促进国家进行工业化转型的跨越性一步”。

截止1990年，联合国159个成员国中，119个进行了大规模全国性的土改运动。

这其中，63个国家进行的是完全无偿的土地强征，56个国家则支付了平均不足市价15分之一的“赎买补偿”。在这些波澜壮阔的土改中，累计死亡人数，大约在675万—890万之间，体罚、刑罚、流放人数更倍于此。

由此可见，所谓土改，即政权对私人土地的无偿征缴，或有限补偿强制赎买行动，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民族种族，不分地理气候，不分政治体制……各国土改的原因，归根结底只有一点：解放被封建土地所有制与耕种方式束缚的可流通资本，以及劳动力，强制使其进入大工业流转领域，参与工业化的起步进程。

在这一点上，只有早期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殖民主义的巨大资本优势，以庞大资本流通，冲击本国旧土地所有结构，让土地所有权的转变比较“温和与理性”。

而未参与到殖民时代资本掠夺的后发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由于没有庞大的流动性资本，无法对旧土地所有结构进行资本冲击，而只能采取行政、军事化的强制措施，硬性改变土地所有制。

在这一点上，一生强烈反土鳖、至死不渝的胡适先生，做了深刻的总结：

“我反对赤色主义，主要是反对他们废除民人资本和建立完全国家垄断这两点。具体到土地改革，甚至阶级之间的冲突，我是支持的。大土地所有者，无论其善恶，都注定被历史洪流所淹没。这是后进的工业国的必须选择，便是痛苦，也要做……”

最后总结一下，“土改”这项运动，因其资本掠夺的本质，必然充斥血腥与暴力，这是必须承认的。

“土改”本身，并不包含任何道德评判、善恶区分和司法度量，它仅仅是一种生产模式转型的基础建设。

在“土改”中获益的人们，不代表他们正义与善良;

被“土改”伤害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