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梁启超遇刺(1/3)

中国第一个五年工业计划完成后，工业得到了大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了。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中国的人口在1902年达到了五亿，其中三亿是农村人口，农村是中国稳定的基础，农业也是工业的基础，于是1902年国庆过后，李经述着手推动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李经述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这对农民极为利好的政策在中国传统乡村施行起来却颇为曲折。

按照李经述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当时，李经述总统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1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政策，还未实施到两年，内阁总理盛宣怀就来找李经述，说：“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下去，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繁多，农民和地主两方之生计，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趋尖锐化，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

李经述问：“这是怎么回事？”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李经述一听，这旧社会的农村似乎还充满着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对盛宣怀说：“改革总是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减租乃是关切民生的主要内容，那些反对减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的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来枪毙一批。”

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来，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给农民免租？”李经述对此表示怀疑，在他眼里，地主都是黄世仁和周扒皮。

盛宣怀回答说：“是的。地主和农民都是乡里乡亲，地主是农民的东家，很多地主也不想农民饿死。有时，乡坤地主还会组织赈灾。”

李经述回忆起当年自己到河南赈旱灾的情景，的确谢家福等乡绅出资出力不少，旧社会的却是乡里的公共事务听由宗族、乡族长老特别是乡绅打理、操办。对目不识丁、智识未开的广大民众来说，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父慈、子孝、兄亲等传统lún_lǐ。最能集中体现这种传统lún_lǐ的文章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仁义礼智信，农村绅士所受的，正是这种传统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而且基层的保正、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其任职资格为诚实、识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轮流充任，以均劳逸，这甚至和现代的民主自治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中国人不讲法，大多讲“理”，遇事要讨“说法”。总的来说，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讲礼义廉耻。

“看来改革不能光在上面拍脑袋呀，也不能感情用事。”李经述对内阁总理盛宣怀说：“国会那边，我会尽快跟容闳议长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