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八章(2/3)

历代帝王都为自己营造大型墓室。两周时期的墓室保持了商代以来的形制。战国时期的陵墓多在墓内填充沙、石、木炭以利防湿，保护墓室。

西周已经存在夫妻合葬。西周中期的鱼伯墓和河南浚县西周晚期的卫侯墓，都发现了夫妻“异穴合葬“的现象，即夫妻分别葬在两个相互紧靠的墓穴中。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

由于中国古代统治者盛行厚葬，因而大量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作为随葬品被埋进了坟墓。两周时期诸侯王墓的随葬品仍然延续商代，以各种青铜器为主，包括酒器、乐器、饮食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配备成套种类齐全。其中鼎和簋最为重要，其数量、组合是当时贵族身份的标志。战国时期随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的比重显著增加。

人牲和人殉在西周仍然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后杀殉逐渐减少，但直到战国初期的一些贵族的大墓中仍然大量存在。战国中期以后这中残酷的杀殉遭到了人们的反对，殉人减少，并出现了用木俑和陶俑来替代人殉随葬。秦国在献公时废除了人殉制度。

燕侯墓在现在的琉璃河东面，它的西北就是燕国的都城。这里发掘过很多大墓。这些大墓分布在大约五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没有一定的规律。大型墓和一些中型墓有“车马坑“。有的整车平放，杀死的马放在车辕两侧；有的先把杀死的马排放在坑底，再把拆开的车部件放置在上面，车轮斜靠着坑壁。

在一些出土文物当中，重要的有漆盾和带铭文的铜鼎。

上面的铭文明确记载了四周初年周王册封燕侯授民授土，把九个族一起划归燕王管理的史实。墓地还出土了一些带铭文的铜器，铭文记载了燕王赏赐奴隶、货币的情况。

有一件铜鼎记载了堇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宝公贡献食物并受到赏赐，这就和史料所记载的召公长子封在燕，而本人仍在宗周辅弼王室的史实相印证。

燕王墓在燕下都的西北，分为两个墓区，中间有古道河相隔。这些墓南北排列井然有序。墓室是长方形，四壁夯筑后再用火烧加以坚固。

墓曾经被盗，残存的随葬品有礼器、编钟，但是没有兵器和车马。礼器都是陶制的，形制完全模仿铜器，有九件列鼎一套，七件列鼎二套，簋八件一套，鼎簋数和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秦始皇开创的陵寝制度对以后历代帝王陵园建筑影响是最大的。秦始皇时，陵园的布局既继承了秦国的陵寝制度，同时又吸收了东方六国陵寝的一些作法，规模更加宏大，设施更加完备。

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

秦朝开始的陵区附近设置城邑，并以陵号来命名。比如秦始皇所建的丽邑。同时，秦延续了建造用于祭祀的建筑的作法。秦始皇生前就在渭水南面为自己建立了宗庙，设立了神主，并且在陵侧建立寝宫，摆设设衣冠用具以便就近接受日常祭祀。

西汉继承了秦代陵寝制度并且有所发展。

陵园里只有一个重城，陵墓在陵园的中央，坐西朝东。陪葬墓区也在陵墓前方。西汉初期，帝、后在一座陵园内异穴合葬。

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到景帝的时候，在文帝霸陵旁也建造庙宇。以后这种陵旁边立庙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末。西汉开始，帝王陵墓除了掘地起坟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凿山为陵“的形制。

这种形制在当时的一些诸侯王墓中也普遍存在。

到了西汉的中晚期，墓室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凿山为陵“的墓室大多数是横穴式，并且分为耳室、前室和后室等很多部分。而竖穴式的坟则改用砖和石料构建墓室。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了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宫殿和院落。这种墓室起到了椁的作用，所以墓室里的葬具只有棺而没有椁。在这些墓葬里，墙壁上大都绘有彩色的壁画，或者有模印的画像砖，而在石结构的墓葬里则大都是雕刻画像。壁画的题材很广泛，除了神灵怪兽、历史故事之外，主要是表现帝王生前的各种生活场面。

西汉时期从高祖开始，出于政治目的，各陵都安置了很多陪葬墓，被称为“陪陵“，形成规模宏大的陪葬墓地。陪葬者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和皇亲国戚。

据记载，陪葬长陵的有萧何、曹参、张良等一些开国元勋；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陪葬者的墓地多是皇帝所赐，各自建有陵园、园邑和祠堂。

有的还把子孙附葬在父祖墓旁，形成宗族墓地。

陪葬者地位越高，离帝陵越近，封土也较高大。从西汉陪葬者的地位和身份来看，高祖、武帝、宣帝等帝陵陪葬墓中的多是朝廷重臣、名相。

但到了西汉晚期，元帝、成帝、哀帝等陵的陪葬者则或是外戚，或是佞幸，或是妃嫔、宫人。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政治上的兴哀和变化。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厚葬之风最盛行的时期。包括珍宝、明器、陶俑、车马、粮食等，身前身后的用品无所不有。

汉高祖刘邦长陵，在陕西省咸阳市窑店乡北的咸阳原上，坐北朝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