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8章 诸子百家十二派（36）(2/3)

而在这之后，到蔡锷在1913年再次前往北京，是《曾胡练兵语录》前期编纂的主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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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胡治兵语录》的两个主角，分别是清朝后期对抗太平天国的两大名将：曾国藩以及胡林翼。

而在《曾胡治兵语录》的蔡锷题序内容当中，说出了他为何要写这一本书：

辛亥之春，余应合肥李公之召，谬参戎职。时片马问题纠葛方殷，瓜分之谣诼忽起，风鹤频惊，海内骚然。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耳，复何暇从事文墨，以自溺丧?乃者统制钟公有嘱编精神讲话之命，余不得不有以应。窃意论今不如述古；然古代渺矣，述之或不适于今。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锋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象，尚属匪难。其所论列，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爰就其治兵言论，分类凑辑，附以按语，以代精神讲话。我同袍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

宣统三年季夏，邵阳蔡锷识于昆明。

“合肥李公”一般是指李鸿章或是其曾经作为地方督抚的兄弟，而这个时候的“合肥李公”则是指李经羲，这一点从蔡锷前往云南的前因有所说明。

而从这一点来看，当其时的清朝不少地方新军部队，很有可能已经步入清朝八旗兵的后尘，而云南的新军部队则是蔡锷认为需要改变的情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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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胡治兵语录》严格来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兵书，但是对于民国乱世而言，这一本书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更加是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之一。

当然，作为黄埔军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语录》，多了一卷由******编纂的内容，其名字为《治心》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有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昧，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外境之迕，未可滞滤，置而遣之，终履夷涂。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令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

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不为圣贤，便为qín_shòu。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奸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与胡中丞商江南军事，胡言凡事皆须精神贯注，心有二用则必不能有成。

余亦言军事不日进则日退，二人互许为知言。

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

失此不察，则心放而维收矣。

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意来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之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

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虽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福。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