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1章 商业发展思路（上）(2/3)

，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虚而莫敢为之请，君有珍车珍甲而莫之敢有，君举事臣不敢诬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知得正矣；审其分，****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

从《管子?士农工商》的内容可以看到，除非是拥有官职身份的人，无论是学者学子，农户，工匠以及商人，他们都需要为国家付出自己的利益代价。

这一点在某一方面而言，正好是证明了士农工商在《管子》当中，事实上是平等对应的下级阶层，而非高下之分。

在先秦时期，拥有官职身份的商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很快，这些拥有官职身份的商贾阶层，很快就被大商人阶层所取代：

《国语?晋语八》云：“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

在战国时期，大商人阶层甚至是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朝政运作。

就好比是吕不韦，他本身也就是大商人阶层的一员，而后来的赵国奸臣郭开，据说同样也是大商人阶层出身。

可以说，虽然在战国中后期已经逐渐出现“士农工商”的阶级分化，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大商人阶层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

而在吕不韦死后，当其时秦国已经初步实行重农轻商的国策，这一点可以从修改的秦律看出：

商人不能穿戴丝绸赘婿后父没有地位。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秦朝时期的三种人的待遇情况：

秦代，军人、官吏和有土地的自耕农都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享有人身、财产、婚姻和单独立户的权利。但因为国家政策和社会观念，商人、赘婿、后父三种人的权利却受到限制。

国家推行“重农抑商”，认为农耕是本业，经商是末业，所以商人阶层受到歧视，他们可以积累大量财富，法律却禁止他们穿戴丝绸衣物、乘坐华丽的车驾，被称为“虽富无所芳华”。商人和他们的子女都不能从政做官，而且他们被发送边疆从事开荒活动的可能性比普通人更大。

赘婿和继父就更没地位了，他们婚后都要到妻子家中生活，子女随妻姓，丧失了自立门户的权利，更没有独立的财产权。

汉朝的商人地位实际上好不到什么地方：

商人依然不能做官，手工业者为“贱民”。

汉朝初年，法律规定男子满15岁为成年人，开始交纳人头税；23岁开始服徭役，到景帝时降为20岁。达到法定年龄便具备了完全的民事主体资格，同时也开始承担义务。

但汉代是等级分化非常严重的封建社会，民事权利义务在不同身份的主体之间也有着不同的分配。贵族、官僚不仅不用承担各种封建义务，还享有种种特权，占有大量田宅和奴婢。

商人依然不能做官，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购买田地，而且需要向政府申报财产，交纳财产税。如果申报不实，被人揭发，全部财产就要被没收，还要被罚戍边一年。

手工业者被视为“贱民”，与商人一样，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事权利和国民资格是不完整的。

奴婢是最低贱的社会阶层，虽然汉代法律禁止主人随便杀死奴婢，但他们仅仅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被拿来买卖、转让、赠与，完全属于民法上物的范围，与牛羊无异。

唐朝的商人地位比起汉朝有部分提升，因为不少商人能够在积累地位之后，成为一个地主。当然，这一点还有一个不足之处。

《均田令》的规定，成年男女都可以无偿分到一定的土地自由耕种，国家赋税也比较轻。商人、赘婿依然不能入朝为官，一些来华的外国人却可以获得国民资格并参加国家组织的科举考试，而且考中的还可以做官。

宋朝应该是古代商人地位相对较高的朝代，很有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商人为宋朝带来了相对较多的赋税收入，而让宋朝的赋税收入成为中国王朝之冠：

两宋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主体的范围随之扩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获得更平等的主体地位。与前代相比，宋代无地农民可以依照自愿的原则与地主签订租佃契约，租期届满，农民有权自主决定是否继续租下去，享有租佃和退佃的自由权。

地主想卖掉租给农民的土地时，租地的农民是第一顺序的购买人。

第二，宋代以前，奴婢是主人的私人财产，没有民事主体资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到了宋代，主人和奴婢之间也要本着自愿的原则签订雇用契约。

雇主要按契约约定向仆佣支付工钱，仆佣甚至有权控告雇主。所以说原来的奴婢取得了主体资格，不再是“会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