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3章 商业发展思路（下）(1/3)

晋商的发展，很大程度是依赖着大明帝国的相应政策作为基础。

而有一点，是晋商的商人逐利的最大体现，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满清在军事科技水平以及相应作战物资的影响，有着晋商的莫大功劳。

后世认为晋商有着4个很明显的特点：

第一点：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400万两，有应付银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从这里可以看到，晋商能够迅速作为满清皇家商人，是有着很大的前提的。

而这种前提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个：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中国近世宗教lún_lǐ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与清政府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

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

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

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