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5章 养马以及压力（上）(2/3)

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东南产马区：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养马最初是为了食肉。殷代曾用马作祭品。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青海一带部落曾献“食马”。后因马在军事、驿运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再用作祭品和殉葬品，而且严禁宰马。据《周礼?夏官》记载，周时马的主要用途可分为供繁殖用的“种马”、供军用的“戎马”、供仪仗及祭典用的“齐马”、供驿运用的“道马”、供狩猎用的“田马”和仅可充杂役的“驽马”6类。按周代制度，仅周王可同时兼养6类；诸侯不许养前两类，大夫只许养后两类。这种约束到春秋时期即被冲破。

关于各种马匹用途的起源和演变，据《周易?系辞下》和唐《通典?礼》记载，黄帝、尧、舜时已发明马车。殷墟出土的马车构造已颇完备。殷、周时马车普遍用于车战、狩猎和载运。马耕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汉《盐铁论?未通》说，汉代“农夫以马耕载”，同书《散不足》篇又说：“古者”马“行则服扼（轭），止则就犁”，当系事实。骑马始自何时，尚难确指。

但把它广泛应用于生产和战争，无疑始自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中原各国为了对付北方骑马民族，纷纷改战车为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即其显例。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于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春秋时已有驿，至汉、唐更发达。唐代每30里置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国，《马可波罗游记》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

此外，马还被用于运动。在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内蒙古狼山地区岩画中，已有马术表演的形象。在中原，马术始见于汉代宫廷娱乐，至唐代空前发达，出现了马背演技、舞马、赛马等项目。打马球起源于西藏，在唐代宫中盛行，迄明代发展成为一种军事体育运动。至于马乳饮用，则自古通行于草原民族，秦汉时传入中原。汉宫中设专官和匠工制成马乳酒，供皇室饮用，后传至民间。因其味甘，为古代医学家所推崇。

养马技术的发展：中国传统养马技术内容丰富，远在西方养马技术传入前已长期应用于民间，成效卓著。

相马术：春秋时伯乐、九方皋等相马名家辈出，并著有《相马经》。汉武帝时依大宛马铸“金马”为良马式立于长安。东汉马援著《铜马相法》，并铸立铜马模式于洛阳宫前。此后千年续有相马著作问世，如唐人撰写、明代改编的《相良马宝金歌》等。

饲养、繁殖与调教法：战**事家吴起对先秦养马曾有总结性的阐述。北魏《齐民要术》指出养马要“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也为后世所师法。在马的繁殖方面，唐、宋时已采取直肠妊娠检查法，并有登记申报制度；明代又有发展。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对良马的控肥法和调教法很有特色。蒙族发明的套马杆以及西北地区的绳圈捕马法等，迄今仍在应用。

马种改良：汉武帝时从西域引入大宛马、乌孙马等，除供御用外，主要作种马，可视为中国马种改良的嚆矢。从汉末到隋、唐，续有西域良马输入，包括大宛马和波斯马，又有塞北草原部族的各色贡马，经过杂交，使唐马益壮。现在的河曲马和祁连山南北的地方品种就是唐马遗种。

养马在商朝已经有了一个比较严整的体系，而在后来更加是成为古代的国家政策：

商代甲骨卜辞记有管理商王马匹的马小臣。

历史上由政府管理全国官民马匹的组织制度，最初酝酿于周代。《周礼》中的校人、牧师、圉师、人、趣马、巫马等职司，分掌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和保健等任务除周王室与诸侯养马外，又向下级征发马匹以充军赋。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千乘之家”、“万乘之国”以车马代表财富的语汇。

秦、汉时边郡设苑养马，并成立太仆寺，马政机关从此形成；太仆一职也由周代周王车驾的御从，变成为马政长官，位列九卿。北朝起太仆寺兼管骆驼、牛、羊等牧政。

隋唐在陇右设牧监，除太仆寺统管全国牧政外，又设驾部主管驿马，汇集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以凭考课，马政组织至此大备。

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驾部外，又设群牧使。政府还设茶马寺，以茶叶等向西部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王安石创行官马民养的保马法，但不久废止，以后改行民牧制度。辽、金、元马政组织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养马于塞外为主，并大肆搜刮民马。

明初在全国南北各地推行马政，在陕甘和辽东设养马场，在农区厉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统于兵部。后因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