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五章(2/3)
口估计为360万左右,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这个数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汉地的比例。如此众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多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习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颜燕京、蒲察燕京、完颜绛山、裴满河西、蒲察西京、完颜鄯阳、乌古论兖州、粘哥荆山、尼庞古华山、徒单渭河等等,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客居异土它乡的感觉,一种新的乡土观念很快就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若是与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较的话,女真人确实很容易融入汉人社会。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因为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女真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女真人迁入汉地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金国刚吞辽灭宋,入主中原的时候,衣冠服饰确实是在东北苦寒之地的那套,但入住中原后,因为天气湿热,水土不服,很多人死于暑热,厚重的毛裘大衣很快被抛弃。
从太宗开始,就在非正式场合穿戴中原衣冠了,熙宗开始,衣冠开始制度化,全盘照抄唐宋,皇帝登基平天冠衮龙袍,大臣们清一色圆领朝服,帽子也有很长的耳朵,几乎跟宋朝没有什么差别。
到了世章和金朝后期,连发型都全盘汉化了,世宗、章宗和以后的皇帝,都是清一色的汉式满发,女真贵族中女真髡发习俗也几乎绝迹。
辽朝的汉化色彩始终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坚持实行二元政治。金朝初期虽也一度摹仿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同时奉行两套体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后,就完全抛弃了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政治体制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汉化很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
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年。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1123年)始设于营州广宁,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
早在太宗天会初,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全盘改用汉制。
《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幹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与国论勃极烈宗幹同主国政,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终太宗一代,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
《金史》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的记载,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与后来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
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
……
但是金国的军事制度,后世称之为“猛安谋克制度”的军队组建方式,虽然与汉化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是可以称得上是女真人的一种军事制度延续方式。
但是猛安谋克制度的衰落,很明显与金国当其时的政治制度几乎全面进入汉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到世宗时代,猛安谋克制实际上面临许多危机。第一,表现为猛安谋克户的贫困、游惰、积弱、腐化;第二意味着猛安谋克军的废弛和猛安谋克的名存实亡。主要原因就是女真民族进八汉地后,女真人深溺于国家供养的享受中、好消费、不好农耕;随着封建化加剧,土地出租给汉人,收益减少,贫富差距出现;土地分配方式不科学造成的土地肥薄之差;战乱之苦、劳动力短缺等等。可以说,大定年间的大规模猛安谋克户迁移,很大一部分原困就是为了平衡土地状况。
尽管这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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