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2/3)

但即使如此，倘若稳固经营关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眼见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嘉定十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华黎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西征掠夺财富。

虽然金国顶住了蒙古的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仅凭河南一地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30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主战派想到了“取偿于宋”。

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金国主战派盲目自信。当金廷议论迁都之事时，直学士孙大鼎就说：“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金国已经今非昔比，恐怕难以与宋抗衡。在这一点上，金国的主战派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而言，主和派官员则要清醒的多。

嘉定十年金廷议论南伐之事时，右司谏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而且在对宋开战后，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书劝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

但金宣宗完颜珣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最后，金国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共计二十多万军队在两淮、京湖、四川三个方向对南宋发动了攻击。

但这个所谓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国就派王世安潜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意图谋取楚州。此时他们就已经有了南侵的企图，即使两年后南宋恢复岁币，他们也可以找另一个理由发动南侵。另外，《金史?食货志》明确记载金国南侵是因为“贪其淮南之储”。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难处。金国南迁之后，就有史弥远、乔行简等人支持恢复中断数年的岁币，“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但此言论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

如果金国能象征性减免部分岁币，史弥远就可以以此为理由强行通过廷议，但无奈金国没有给史弥远说话的机会，更严重的是，金国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为屏障的幻想，相关的争论也停止下来。

这时，南宋为了自己的存亡，不仅对入侵金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而且不断寻找机会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军退兵。另外，为了减轻国防压力，南宋还公开招纳有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惨重：四川方向，在对蒙作战中有着出色战绩的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而在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

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虽然宋廷此时还保持着清醒，并没有对金国落井下石，但宋金联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另外，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也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可以说，金国君臣亲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势。

正如《金史?宣宗纪》所言：“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金国的处境愈加被动起来。

张嘉师不知道金国主战派南下攻打南宋的自信心从何而来。而且两线作战自古以来就是国战之中的大忌。

再者，在五十多年之前的采石矶之战当中，金国遭受了宋金战争当中的最大的惨败，金国对南宋的军事优势，在这个时候已不明显：

绍兴三十一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征调大军，分四路，企图一举攻灭南宋。金海陵王亮亲率主力，自南京开封府出发，首攻宋淮西地区。宋两淮驻军仓皇退至长江南岸，金军长驱直入，进抵长江北岸，打造战船，准备自采石渡江。

当时，宋建康府都统制王权因无能被罢官，所部一万八千人刚退至采石，接替王权的将领李显忠尚未到任，军无主帅，士气涣散，人心惶惶。

中书舍人虞允文时任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奉命督促李显忠赴任，并代表宋廷到采石慰劳军队。他在采石见形势危急，毅然召集张振、时俊等将领，宣布宋廷抗金命令，犒赏军队，动员将士决一死战。同时，又组织当地民兵和群众进行支援，使采石一带的防务顿形好转。金海陵王误认为宋军已败退逃散，江南岸无兵把守，遂于十一月八日督兵过江。

宋军利用水军优势，在江中截断金军船只，并在船上施放霹雳炮，烟雾和石灰弥漫江面，使金军无法抵挡。宋军出动车船，船行如飞，船内踏车民兵精神振奋，呼声震天。金军败回北岸。次日，宋水军直迫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焚毁敌船，金海陵王被迫移军扬州，强令金军从瓜洲渡江，为部下所杀，金军败退。

宋军在采石大胜之后，主将李显忠才带兵到达。李显忠了解到虞允文指挥作战的情况，十分钦佩。

而金兵打了几次败仗，都害怕作战。有些将士暗地里商量逃走。完颜亮在进退无路的条件下，孤注一掷，命令金军三天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