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遗嘱2(1/2)

不好意思，我扯远了，你是律师，你只看重法律，无论我怎么狡辩，你都会认定我是走私犯，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么，我也从法律的角度来跟你聊聊，从法律的时效性和变迁上来跟你聊。

当我写下这些信时，曾经有两个打算。第一个打算，我立下遗嘱，等我老死后，就把这份礼物送给你，把真像告诉你；第二个打算，我准备提前回国自首，同时告诉你真像，条件就是国家法制环境发生重大改善，嫌犯的权力得到切实保护，走私犯的量刑得到大幅减轻。

但是，从现实国情来看，我判断，即便我老死，国内的法制环境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所以我还是只能立下遗嘱，等我老死后才告诉你实情。

因为，我们国家要保护国内畸高的物价，就必须维持高关税，就必须把走私罪的量刑调得非常高。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国内物价恢复到正常的合理水平，国家就不会再倚重高关税，对走私犯罪的判罚自然就不会再从重从严。

我清楚我的罪行，刑法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最高刑罚是无期，但是，我不敢相信这个判罚，你是律师，应该很清楚，中国的法律弹性很大，从有期到无期到死缓再到死刑，往往是上头领导的个人私念。

我的案子是公安部长亲手抓的案子，是公安部长要树立典型的案子，所以，我最后的量刑只会加重，不会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更不会减刑了。

再说了，你也清楚中国的司法弊端，当公安部决定查办我的公司时，我就已经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我的权益没有任何保障，我找不来任何一个律师来维护我的权力，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律师敢对公安部说不，我最终的命运已经定型，就是被抓，受审，最后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累加，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如果嫌犯和罪犯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切实保障，中国才可以真正说实现了国家法制化，因为在社会各阶层中，嫌犯和罪犯的社会地位最低下，在法律范畴里，嫌犯和罪犯的法律地位最低，是国家法制化中的最薄弱环节。

就象我们谈论国家进步，只有中国农民收入提高了，生活富裕了，那么我们才能放心大胆的说国家确实富强了。当几亿农民还过着贫困生活时，我们大言不惭的谈论中国是世界强国，那尽是扯蛋。

现在，连正常的社会公民都达不到人人平等的法律地位，都得不到法律的切实保护，想让嫌犯和罪犯享受真正公平公正的法律地位更是痴人说梦。

我相信，法律也是一种社会事物，它也在发展和变化。在以前，很多中国人因犯“投机倒把罪”被判刑，被杀头，但是在现在，“投机倒把罪”的罪名根本不存在了，加价销售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了。

我相信，历史在发展，法制也在进步，终有一天，国家不再把走私罪定为重罪，甚至连死刑也会取消。但是，那一天我恐怕等不到了，那只是我的愿望而已。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我必须接受现实，如果我老老实实留在国内接受审判，很可能会判处死刑，所以，我必须跑路，必须改头换面，因为我害怕吃枪子。赖昌星为什么要跑路，因为他也害怕判死刑。为什么他赖在加国不敢回国自首，还是害怕国家不宽恕他，回国就让他吃枪子。我从来都认为生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况且，我认为我还没有达到判处死刑的地步。

你是律师，对法律更了解，我在你面前谈论法律就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跟你看待法律的角度不同，你是站在维护法律秩序的“主人”主角，我是站在被法律制裁的“下人”角度，我们考虑法律问题的侧重点自然不同。

其实，我有很大把握免除死刑，我可以举报他人立功减刑。如果检举官员收贿贪腐的话，省部级的我能举报三五个，厅局级的我数都数不清。

但是，我做人有原则，我不会出卖朋友，当然，这些官员算不上我的朋友，他们都是贪官污吏，我给他们送钱上供，他们给我提供便利。

虽然如此，我仍然不会举报他们，我坚持我的信用，他们曾经给我提供了帮助，我不会为了减轻我的刑罚而出卖他们。

我的世界观跟你不一样，你生活在阳光下，你信奉法律，你认为凡是违法的都应该接受法律惩罚；我生活在阴暗的灰色世界里，我信奉的是江湖规矩，所谓盗亦有道，就是这个道理。我本来就不是好人，我从没说过我是好人，在你眼里，我就是走私犯，犯罪分子。

我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就整出不小的走私生意，就是因为我的“信用”，我从不出卖帮助过我的人，不管他们的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所以那些政府官员才敢放心大胆的帮助我。

我承认，走私生意的利润异常丰厚。你无法想像，国外物价比我们国内低多少，毫不夸张的说，即便从国外拉水来卖也有钱赚。为什么沿海地区走私生意那么普遍，因为钱太容易赚了，随便从国外整些东西就能赚钱。

走私生意利润很高，但是我赚的不是特别多，我主要走私普通货物，不象走私香烟、汽车等高档和特殊物品赚钱。并且，我舍得花钱，可以这样说，在广东走私行里，我是上供比例最高的，走私赚十块钱，我只拿三成，其余七成我都拿出来打点各方关系。

你不知道海关有些人员灰色收入有多高，一个普通科员家就有几辆奔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