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八十八)联省共和亦是路(2/3)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由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汹涌的民意面前，竟然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态度，对张敬尧和唐天喜在湖南的混战毫无作为！

北京政府的行为让湘籍士绅、学子乃至普通民众对北京政府极为失望，湖南人民不甘于被***的命运，选择了“武力驱除张唐”的道路，自行组织武装进攻张敬尧和唐天喜，本土一些湘军也加入了进来。在张敬尧唐天喜部所到之处，广大农民以锄头扁担为武器，截断交通，夺取辎重，湘军所至，民众主动供应补给者络绎不绝，“输卒纠聚自如，给养望屋而得”，使张唐匪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不得不龟缩在几座主要的城市里。

在驱逐张敬尧唐天喜的武装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湖南人民自发提出来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新任湖南省长谭延凯发表全国通电，公开提出“湘人治湘”的理念：“各省自治，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凯及全体人民，……爰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公布实行。”

谭延凯稍后又多次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并提倡全国“联省自治”；并邀请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会团体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湖南自治”的大计。

谭延凯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湘军假使能够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也并无保全湖南全省的实力，张敬尧属于段祺瑞皖系的老人，而唐天喜已经表明了效忠皖系，驱除张唐无疑已经得罪了皖系，因此谭延凯不得不以“联省自治”的办法来抵御，并打算用全体湘民的公意，将皖系的武力阻止在省门之外；再者，杨朔铭的赣军已经平定两广云南，成为国内新兴的一支强大的可以和皖系叫板的军阀势力，谭延凯想借“联省自治”之名，吸引杨朔铭加入，借杨朔铭的军力抵抗段祺瑞。谭延凯认为，杨朔铭如欲北上和段祺瑞争锋，必然取道湖南，以杨朔铭平定两广期间的所作所为看，和段祺瑞相比，杨朔铭显然要开通得多，因而能够阻止皖系势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诉诸湖南全体民意的“湖南自治”了。

面对谭延凯祭出的“湖南自治”法宝，段祺瑞很快便意识到了危险，他一方面下令北京政府“申斥”张敬尧和唐天喜，承认谭延凯的省长地位，一方面将计就计地接过了谭延凯“湘人治湘”的口号，下令派湖南乾城人的傅良佐（段祺瑞的内弟）率军入湘，出任湖南督军。

而一直对家乡湖南极为关注的杨度，当然知道段祺瑞的用意是什么。

对于目前担任两广巡阅使并且拥有海军支持的杨朔铭，段祺瑞一直极为担心，杨朔铭虽然已经同意了二人联手的建议，但段祺瑞并不放心，对杨朔铭的赣军平定两广后并没有进军云南的原因，段祺瑞也猜到了是赣军连续作战需要休整的缘故。而此时湖南的战乱势必影响到杨朔铭的后方，正好可以用来牵制杨朔铭的军力，使其无暇分心。

而在张敬尧和唐天喜打得两败俱伤之后，傅良佐便可入湘一举平定，这样湖南便可成为皖系的势力范围，同时也成了皖系南下的跳板和阻挡杨朔铭北上的屏障。

“其实杨瀚之有力量结束湖南的战乱，但他却在两广按兵不动，”梁启超说道，“莫不是真的对老谭的那个‘联省自治’的提议感兴趣？”

“‘联省自治’又怎么了？所谓‘联省自治’，不外乎两个层面的涵义，即各省自行制定省宪法，依照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治理本省；再就是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由各省选派代表，制定联省宪法，以实现国家的统一。”杨度答道，“其实这是一种很现实的选择，再怎么说也好过这样的军阀混战。他杨瀚之如果选择联省自治，眼下正当其时。”

听了杨度的回答，梁启超竟然不自觉的点了点头。

对后世的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光知道“中央集权”，对于“联省自治”这个词一直相当陌生，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国家制度因为与革命领袖的“北伐统一”路线存在尖锐冲突，一度被简单粗暴地冠以“地方军阀粉饰其割据阴谋的遮羞布”的标签，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而事实上，中国人有这种“联邦制”的国家理想，由来已久，非止一日。在辛亥革命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在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统一南北后，进步党人掌控舆论，高举中央集权的旗帜；革命党人忧惧袁世凯实施独裁统治，遂在“临时约法”中没有对中央政府与各级省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具体的规定，“二次革命”期间，更是明确的倡议国家应改行联邦制。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进步党人也转而开始鼓吹扩大各省自治权。在民国建立后，联邦制的国家理想已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影响力，如章士钊即屡言“吾国之各省尽可邦而联之，而无碍于国家之统一”。

自辛亥革命以来，联邦自治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最为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袁世凯称帝后，联邦自治论一度沉寂，此后革命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在南方举旗反袁，明确表示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由共和到帝制让人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