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一十六章 ：振兴五术(2/4)

首先中国刚从封建社会的阴影中走出，百姓长期生活拮据，突然在物质上如此丰富起来，那自然是感觉幸福无比。

其次在物质上，在发展进入正常轨道的省份，人们享受的物质方面，单单是在饮食方面就比美国人要好得多，至于其他的物质消费，当然还是有很多比不上美国人的，但那些主要是在奢侈品方面，生活必需品上的是显得比美国要充裕的。

此时华东政府正在积极向内陆发展，这有助于人口的分流，不至于集中在一起引发社会矛盾。

人口太集中会引发诸多的社会矛盾，首先是沿海与内陆的矛盾，内陆萧条，沿海繁荣。

而沿海在乘载如此之多人口的情况下，又会造成土地资源矛盾，造成住房、交通问题等等。

这些方面所延伸出的矛盾又是一大堆。

向内陆发展的第一步就以湖北武汉为中心，建设起一个中部经济繁荣区，湖北武汉地处于中国中部，不管是从南北还是东西来看，都是处于比较中间的，因此可以均匀的向四周辐射。

在交通上，武汉有长江水运，加上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在运输上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与沿海相比没那么大的优势，但地处中部也就是武汉的优势，而沿海则不具备这个优势。

同时，则是发展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部经济区，不过四川的交通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交通建设是四川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从而形成以杭州、武汉、成都为中心的三大战略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呈现平行线，杭州、武汉、成都在地图上的位置几乎是同一个纬度，而且…之间的距离比较平均，其中武汉到成都比杭州到武汉的距离要大一点点。

而其他城市，沿海的就不算了，毕竟有地理优势，就不提到战略性的高度来发展了，这三大战略经济中心里面，杭州的地位不最低了，因为杭州本身就是沿海，发展起来很容易，因此在这三个战略经济中心里地位最低。

至于北方的经济战略中心，暂时未定。因为当前华东政府面临的是内陆人口向沿海转移的问题。

这在以前来说自然是夏钧愿意看到的，毕竟当年他的地盘就在华东省份，不过现在不是这样了，四川、云南都纳入管辖范围了，经济自然是要向内部倾斜的。

三月中旬，华东政府在驱逐了溥仪之后，陆续出台了《人口计划生育鼓励政策十三条》、《新个人所得税征收法》、《遗产税征收法》。

人口计划生育鼓励政策十三条规定了多生多育的各种鼓励政策，同时侧重鼓励基因优秀的夫妇多生多育，以改善民族基因。

新个人所得税征收法当中提高了对高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力度，也略微增加了地产阶级的个人所得税，但提得不高。

《遗产税征收法》则是面向中、高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的遗产税为10~20，高产阶级的遗产税为25~40。

这三项新政令发布后，就是到了落实的阶段了，这就需要舆论界的配合。

杭州报界的各大报纸都愿意配合，开始宣扬多生多育、改良民族基因、社会财富配合公平等概念。

个人所得税的提高，以及遗产税的征收，都是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的。

毕竟对一个人来说，自己奋斗而得来的财富才是公平的，而继承者缴纳遗产税虽然与情理不合，但就公平性来说，这更符合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性的原则。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公平的，这是很多人破罐子破摔的理由，这种思维只能说是无比错误的。

就算是没有绝对的公平，但一个社会要想共同繁荣，那就得尽努力做到相对的公平，并以追求公平为目标。

当前的中国说白了是**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结合体，夏钧在搞**，但下面却有民主，他就像是一个不需要选举和面临连任问题的总统，他能比民主国家的总统更加对人民负责，而在华东政府的中央体系下面，是绝对讲究民主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的地位说高也高，但绝对无法操控这个国家。

夏钧即是军人，也是政客，更是商人。

在**政治的与民主政治的结合下，商人无法依照自己的利益来左右国家政策，但他们可以诉求，只要诉求合理，那么夏钧在以民族的角度去考虑之下可以给他们调整政策。

此次华东政府提高对高产阶级的征税力度，商人是没有反对的权力的，尽管有些商人会向委员长诉求，但委员长并不会采纳他们的诉求，因为他们的诉求不符合民族与国家的利益。

这些政令发布下去后要大范围施行还是得调动各方面的配合的，舆论配合是第一步。

当《人口计划生育鼓励政策十三条》发布后，华东各省百姓的生育积极性立刻得到了巨大的提高。

各地街道上都刷上了‘多生多育，强壮国家’、‘多生光荣，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等标语。

四亿人口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确实太少了

而且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未来的中国将会遭受严峻的战争考验，这都源于夏钧制定的扩张政策。

战争才能让民族与国家获得新生。

夏钧确实是一个好战分子。

如果只有四亿人，在战争中极易造成后劲不足的现象。

让夏钧高兴的是，孙禄堂在三月二十三日终于是来到了杭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