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八章 和谈受阻(2/3)

只好暂时留在重庆，等待时机。十天之后，姜瑞元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兆铭以外出演讲为名，偕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

刘申作为赞助人，秘密随行。

汪兆铭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

这天晚上，汪兆铭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他把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姜瑞元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12月19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

据说汪兆铭在离开重庆前，给姜瑞元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现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兆铭“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噬心，擒拿逃婚爹地。

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

日本主战派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

近卫在得知汪兆铭于12月19日到达河内后，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

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兆铭欺骗了。”

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兆铭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

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兆铭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12月29日，汪兆铭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

“艳电”这个词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

汪兆铭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党中央党部、**党总裁蒋介石、**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姜瑞元和**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汪兆铭还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中提及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兆铭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兆铭外出是代表**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

12月24日，姜瑞元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

由于汪兆铭在党内的地位，姜瑞元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党的信心和舆论，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兆铭前往河内治病，为其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姜瑞元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兆铭回重庆，王宠惠言辞恳切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仍然名正言顺。”

汪精卫则一脸决然地回答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为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

“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兆铭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兆铭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1937年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

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