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6/8)

和墨子。现存作品《文子》十二篇，曾被认为是汉以后的伪书，但1973年河北定县40多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所以确证是先秦著作无疑[1－2]墨家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lún_lǐ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政治观∶主张“尚贤”、“尚同”，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经济观∶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宇宙观∶提出“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由于墨家从创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会中底层的学者，所以墨家更能体会到战乱时期社会中劳动人民的凄惨生活，所以相对于儒家的过分讲求“礼”，墨家更注重刻苦、节俭的生活习惯，而且不吝于做低层的劳动工作，被儒生辱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场上的对立，和思想上比“仁爱”更难遵从的“兼爱”，使得墨家并未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日后发展不大。代表人物：墨子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于约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鲁国人，今山东省滕州市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和“贱人”。他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于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于《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于是弃周道而用夏政。宣扬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于楚、越。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还擅于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于》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法家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指的是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姓韩名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出身于贵族，为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不可考，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说，而好著书。韩非与李斯为同学，同师事于荀子。韩非见当时韩国势弱，曾数谏韩王，但韩王不听。韩非痛恨治国不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而重用那些没有实际经验好发空论的人。于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书成后传至秦国，秦王读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称赞。秦国攻韩，韩王本来不用韩非，待秦进攻甚急，韩王于是委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了韩非很为喜悦，但亦未信用。李斯认为，韩非为韩国的公子，终为韩而不为秦，因此向秦王建议，既然不用韩非，不如诛之，以免后患。秦王以为然，下令治非。李斯则暗中差人送韩非毒药，使自杀。韩非怀才而不遇，终为自己的同学所杀。商鞅商鞅（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38年），姓公孙，名鞅，卫国（今河南安阳市）人，秦孝公时封于商邑，故名商鞅，号为商君。商鞅为卫国庶出公子，故亦称为卫鞅。商鞅先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而未得重用，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商鞅未被惠王纳用，待公叔痤去世后，闻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于是商鞅西入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