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领袖韩非（续）(4/5)

在这个基础之上），即韩非来到秦国，究竟是种什么情况？是单纯地奉诏出使，最后命丧他乡？还是借机摆脱了他的“第一次政治婚姻”，——对于祖国的“政治婚姻”，——决意在异国他乡，一展平生报负（即使战国末期，这也并不稀奇，李斯等人皆可为例。事实上，整个春秋战国，除了屈原，绝大多数名人，都不是祖国忠诚的儿子）如果是前一种，那韩非就是单纯的国家利益牺牲者，而且，还真有点为国捐躯的意味（韩国已是行将就亡的奄奄一息，李斯和秦王还用担心韩非回国后能力挽狂澜？韩非真要有这机会和能耐，何至于事到如今，事已至此？李斯真要是说了“非终为韩不为秦”，那他的《谏逐客书》，也就成了一页废纸，瞬间崩塌）而如果是后一种，那就得另当别论。如果说韩非从韩国到秦国，是已下定决心，要投身秦帝国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加入到历史的洪流铁蹄，那韩非与李斯的矛盾，就顺理成章。如果说一个人生下来，天生注定要做一件最符合自己的事，那最符合韩非的事就是：官场监工。韩非是天生的“官场猫头鹰”。那大大小小的官员小吏，就是“官场森林”里的“虫子”。终其一身，韩非都是以一种警惕、紧张、锐利、仇视的目光，紧盯官场。韩非似乎天生与官有仇，官位越高，仇意越浓。李斯能不成为他的目标？前面说过，韩非平生两大仇敌，一是“重人”、“擅臣”，二是纵横家。李斯的一生，就是走向“重人”的一生。如果韩非真把秦国视为“新祖国”，铁心为秦王尽忠效力，以他狐疑、尖锐、敏感的思想性格，跟李斯产生矛盾，就决不是难以理解的事（始皇乍崩，李斯稍一作姿态，旋即加入谋反集团。当然这是后话，不提）。何况，李斯的身上，还背负着纵横家的影子。还记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那句：“李斯、姚贾害之”，从上下文的语气看，这句话是李斯、姚贾置韩非于死地的起因。“害之”，既可直接解释为：陷害他，谋害他，也可能包含着“以之为害”的意思，——这家伙实在太碍事了。——官场冲撞，利益往往是真正的触动因。以韩非的国家君主思想，以李斯、姚贾的身份背景与处境，以韩非的偏激、极端思想、心理、性格，矛盾、冲突，不在今天爆发，就在明天爆发；不在上午爆发，就在下午爆发。只不过是爆发的时间问题，方式问题。秦王与韩非的关系，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有点暧昧的味道。爱得奇特而凶猛，死得蹊跷而遗憾。但若拨开浮云，其实一切也都符合逻辑。这一点，可以从韩非之后，中国社会数次重演的同构版本中，悟出此道。韩非与秦王，无疑是韩非之死的重头戏，有兴趣者参阅拙作《韩非死于秦王的第三种猜想》。最后，说说韩非的自杀倾向。韩非的自杀倾向，用一句话说，就是：明知是个死，偏向死中行。《韩非子》全书，若按涉及人群划分，可分为五类：君主、官员、民人、知识分子、法术之士。五类之中，除君主外，其余四类，互有交叉、交融，但分类的界限，是存在的。韩非属不属于法术之士，韩非自己，没有像“我是共产党员”那样，明确说过；但韩非在《问田》中，正面回答堂溪公，“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透过此言，假如说韩非对于法术之士，正像鲁迅晚年在那封《答托洛斯基》信中所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一样，视己为其中一员，应当不是什么牵强、穿凿之论（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的那段话，也应视为此意）因此，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的议论，也就可视为韩非自己的某种心声吐露，尤其是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生死处境的动情描述。“是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韩非子孤愤》）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十分肯定，毫不含糊。《和氏》一文，更明确指出，法术之士，必死的原因，即法术之士所得罪的三个对象：“则法术之士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二子（吴起、商鞅）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群臣士民之所祸也”，“大臣苦法”、“细民恶治”，这说法不管客观属实，臣与民，已是对头；再加上“明法术而逆主上者”、“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以反主意（反人主之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孤愤》）对立一面，官、民、君三者，尽在其中。一个社会，除了官、民、君，还有谁？这么一种“全民公敌”、“无党孤特”（《孤愤》）的濒危处境，韩非在《奸劫弑臣》中，将其概述为“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已算好的结局，真正的要害，在“求安，几不欲难哉！”。逆世而行，千夫所指，唾沫星儿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