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领袖尸佼（约前390—前330年）(3/4)

一定意义上来说，引进、容忍、融通多元文化、百家各说，然后加以选择和中合，是有其实践价值的。《广泽篇》透露出来的，就是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统一的思想。兼爱百姓务利天下面对战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尸佼认为如何稳定农民、巩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尸佼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尸子下》）。《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仗，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禹兴利除害，为民种也。”（《尸子下》）这里宣扬的是“节葬”的思想。《尸子》书又说：“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尸子下》）这宣扬的是“非乐”的思想。“节葬”、“非乐”，都是从墨家学派中吸取来的。《尸子》借子夏之口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尸子下》）指出了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这强调了安抚百姓是国家稳定、巩固的关键。善修国政尸佼劝说统治者要“善修国政”，说“君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尸子上·贵言》尸佼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代神农、有虞氏等圣王，和农民“并耕”，认为这是“所以劝耕也”。（《尸子下》）他强调发展农奴的个体经济，“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尸子上·贵言》），以改善农奴生活。《尸子》说：“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子下》）但尸佼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以辅教，服不听也。”统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罚，“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下》）倡导劝学强调教化《尸子》鼓吹“劝学”，强调“教化”。他说：“学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舍而不治则腐蠹。”（《尸子上·劝学》）他说：“天下非无乱人也，尧舜之道，可教者众也。”（《尸子上·贵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尸子上·劝学》）还说：“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运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运，其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亲疏，兴发穷达，皆可以成为义，有其器也。”他强调不管在上位的怎样对待在下位的，直至“监门、逆旅、农夫、陶人”，都要毫不动摇地修身行义，做到“忠孝善贤”。他还强调“学之积也”（《尸孙·劝学》），要求不间断地学习。认为“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先身者也。”这些论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积极意义。尸子关于君依赖于民的鱼水譬喻，和“劝学”的思想，对后来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和“劝学”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去邪人除邪欲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尸子》说：“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尸子》书曰：“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之；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上·贵言》）心以为不义《尸子》认为，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yù_wàng。他说：“心者，身之君也。”从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他说：“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事之纪也，”又说：“治于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义来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尸佼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于物”和“万物皆备于我”等理论，都是息息相通的。尸佼的上述理论，包括“劝学”、“德义”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农民的反抗，使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政权，尸佼向统治者劝谏，要“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统治者实行“善政”，抚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业，丰衣足食，他们便不会起来反抗，就能免遭杀戮，保全首领；统治者也消除了“祸患”。这样，社会就能富庶起来，“此其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上·贵言》）审名分尸佼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在于“审名分”。他说：“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审名分，君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名分”，尸佼称之为“一”，他说：“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明君之立也。”（《尸子上·发蒙》）尸佼认为，“名分”审定，则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赏罚分明，人君便可为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