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的番外：潘汉年命运解读(3/3)

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等等一概不要谈到我。现在已经有人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作者注：这谈话虽然给潘提了醒，但也使潘失掉了政治上最信赖他的领导，当然博古自身难保，这么做无可厚非】

总算潘在上海经营特科时保护了一大批人，再加上特科时周对他还有一点香火情，因此潘后来派出去与guo 谈判统一战线的事，取得了成绩，后来被派驻上海搞情报工作，身份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当年与文化界的香火情，将一大批文化战线的知识分子在上海沦陷前后送到了香港，到1938年9月回到延安出任中社部副部长，排名在李克农之后。

在延安的安稳日子没几天，潘又被派出去搞情报，最初的重点是香港，后来到了淮南，主要就是在华中局领导下负责对日、对汪事务，实际上，汪精卫z quan负责特务工作的人员是李士群，他自己也是特科出身，他怎么可能不懂潘汉年的手法与节奏呢？说起来两人都是知根知底的关系，所谓搞情报，除了瞒着日本人之外，无非是互相交换——潘提供重庆的情报，李提供日方的情报。

在此期间，李还让他去见了一面汪精卫，很多历史书是“胁迫”，其实这完全误解了潘和李之间的关系——潘不愿意见，李还能拿着绳子捆着他去见么？见汪固然是对方主动提出，但潘自己也有想法：他也想搞个大情报或者大新闻好对上面交代。因此从当初来看，新四军和汪的部队之间很多时候是有默契的，双方甚至还有军火、鸦片、大宗物资等贸易往来，1943年在瓜岛战役之后，汪应该也能看出日本差不多了，无非他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与延安联络一下备条后路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方想见，一方也敢见，那就有了这次会面。

会见汪精卫这样的大事，事先没请示，已属“胆大妄为”。按理，潘汉年一回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就应该立即向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甚至应该同时以书面的方式向延安详做说明。但潘回到淮南后，并没有向上级提及此事。不但当时没有汇报，此后也一直对此事三缄其口，甚至到1945年七大时，毛单独见了潘一面，还调侃似地说起他的“小开”绰号，在那个比较融洽的时候都没有说，那他就永远失去了说的时候。

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开会期间，整个会场都是在批判高饶联盟和其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才向上海市委书记陈毅汇报了1943年春夏间在南京汪公馆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并递交了书面说明和检讨。陈毅大吃一惊，第二天急忙汇报，并送上潘汉年的书面材料。毛翻看完潘汉年写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午饭后，又提笔写了手谕：“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

这里仅仅是查潘的问题么？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因为潘有多次可以汇报的机会不汇报，临到最后实在挨不过去了才汇报当然有问题，可这个问题就能被打成内奸么？当然也不够格，真正的原因是潘在进入新四军、华中局系统后一直在饶手下工作，当时正在肃清高饶同盟流毒，任何对于这件事有利的武器都要拿出来使用，所以潘不幸撞qiang口上。更傻的是，他不向周恩来汇报偏偏向陈毅汇报——他以为自己和陈毅在新四军时关系还不错，陈会帮他一把，可他这个政治观念淡薄的人怎么能想到陈对当年排挤、批斗他的饶是何等憎恨，这种机会岂能错过？

当初deng xiao ping主持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fan dang联盟的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原本是撤销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后经过讨论，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到这时候，饶还有人身自由，虽然日子难过了点，但潘的材料一交，就认定饶犯有fan罪，还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fan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很多年以后，潘的案子ping fan了，杨帆{上海公安局局长}的案子ping fan了，号称“饶、潘、杨fan集团”首犯的饶却没人给他专门作出复查结论。

在1986年8月出版的《著作选读》两卷本的“注释”第436条中，有以下的陈述：“……在这期间{按：指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任z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z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fan z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注释”算是事实上给饶漱石的“内奸”问题ping fan。

但潘的内奸罪名起源于抗战，加重于私见汪精卫，都和新四军与饶漱石有密切关系，这时候反而不提了？...看书的朋友，你可以搜搜“”，即可第一时间找到本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