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二）(3/6)

“怎么啦？怎么啦？”妈妈问。

“又是那只表，”爸爸说，“好像天亮了。”

“是的，”我说，“现在是5点15分，马上就要到16了。”

“真乖，”妈妈说，“快回去睡觉吧，现在我们已经醒了。”

我回去上床了。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动。我在5点47分、6点18分和7点2分连着又去了三次，爸爸和妈妈最后才起床了。

我们坐在桌旁吃早饭。爸爸冲妈妈喊：“快一点儿，亲爱的，咖啡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我已经等了5分钟了。”

“是8分钟。”我说。

妈妈来了，不知为什么直看我。她往杯子里倒咖啡的时候洒到了台布上，她的手发抖了。妈妈可不要生病啊。

“我今天早些回来吃午饭，”爸爸说，“去点个卯。”

我问妈妈什么叫“点个卯”。妈妈让我少管这个，到外面去玩。我第一次觉得想上学了，我想让小朋友们看看我的手表呢。在学校里，只有杰弗里带来过一次手表。那只表是他爸爸的，很大，有盖子和链子，可好玩了。不过，好像家里不许他拿，这家伙惹祸了。那以后，再也没见到大手表。杰弗里跟我们说，他屁股挨了一顿揍，差一点再也见不着我们了。

我去找阿尔赛斯特，他家离我家不远。这家伙是个胖子，可能吃了。我知道他起床很早，因为早饭他要吃好长时间。

“阿尔赛斯特！”我站在他家大门口喊，“阿尔赛斯特！有好东西给你看！”

“阿尔赛斯特出来了，手里拿着面包，嘴里还咬着一个。

“我有一只手表了！”说完，我把胳臂举到他嘴里的面包旁边。阿尔赛斯特斜眼看了看，又咽了一口，才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表走得可准了，它有一根专门用来煮鸡蛋的针。而且，它晚上还能发光呢。”我告诉阿尔赛斯特。

“那表的里头呢，是啥？”阿尔赛斯特问。

“这个，我忘了看啦。”

“先等我一会儿。”阿尔赛斯特说着跑进屋里去了。出来的时候，他又拿了一只面包，还有一把铅笔刀。

“把你的表给我，”阿尔赛斯特对我说，“我用铅笔刀把它打开。我知道怎么开，我已经开过爸爸的手表了。”

我把手表递给阿尔赛斯特，他就用铅笔刀干起来了。我真怕他把我的手表给弄坏了，就对他说：“把手表给我吧。”

可阿尔赛斯特不肯，他伸着舌头，想把手表打开，我上去想把手表抢回来。刀子一滑，碰上了阿尔赛斯特的手指，阿尔赛斯特一叫，手表开了，跟着又掉到地上，那时正好是9点10分。等我哭着回到家，还是9点10分，手表不走了。妈妈抱住我，说爸爸会想办法的。

爸爸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妈妈把表给了他。爸爸拧拧小钮。他瞅瞅妈妈，瞅瞅手表，又瞅瞅我，对我说：“听着，尼古拉，这只手表没法儿修了，不过你还能用它玩。这样反而更好，再也不用为它担心了，它总是和你的小胳臂一样好看。”

他的样子很高兴，妈妈也那么高兴，于是我也一样高兴了。

现在，我的手表一直是4点钟：这个时间最好，是吃巧克力夹心小面包的时间。一到晚上，表上的字还能闪光。

外婆的礼物真了不起。

8.【向中国人脱帽】（）

钟丽思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入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验，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