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老鞋匠(2/3)

时尚的钱，1977年他每天都要偷偷地为十几位大学女生的皮鞋布鞋加高跟，钱赚了不少，人也累瘦了一圈。当时“四人帮”垮台不久，高跟鞋还远没有开放，大学里的女工农兵学员都背着政治辅导员，悄悄地请他为鞋加半高跟，且一传十，十传百，学员们神神秘秘接踵而来，他成天就窝在女生宿舍边的老榕树下，忙得没有吃饭的时间。这真是校园正史中闻所未闻的奇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特殊的时代转折点居然体现出得如此出人意外！

他总结60年的补鞋营生：不断地学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鞋情”，才能有饭吃，才能吃好饭。

军营的隐秘

罗汉鞋、日军鞋和高跟鞋的三重奏接二连三地奏出了老谢修鞋人生的独特的旋律，令人倍感再平淡的人生也有传奇。老谢说如果讲传奇，他还有一个也许更传奇的经历，至少中国的补鞋匠很少能有他那翻深入军营内部，接触最新火炮的传奇。

1962年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叫嚣“反攻大陆”，厦门前线再度吃紧，老谢接到居委会通知，要他到某某军营去补鞋。以这样的方式接受生意的，还是头一回！他凭经验感到要补的绝非一般的“皮鞋”。果不其然，一进军营，即刻有个军官告诉他要为火炮的炮口逢制皮罩，因为老谢出身贫农，“苗红根正”，所以请他来为保护军事设施做贡献。老谢心里咯噔一跳，幸好早年到台湾修鞋的事神不知鬼不觉，否则，这桩生意肯定轮不到他头上。军官千叮咛万嘱咐，除了炮口，炮的其他部位一定不准乱碰。就这样，他为一口又一口大炮缝了皮罩，而且从陆军的加隆炮缝到了海军舰艇的机关炮。

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部队的食堂吃饭可以不要交粮票，陆军每餐的伙食标准是一角五分，而海军是一角七分，钱是直接交给司务长的；还算是比较便宜的，饭可以随便吃，（当时困难时期，物资奇缺，吃的东西都涨价10倍，一个所谓的“高级饼”都卖到五角钱），每次他都吃到快撑死才恋恋不舍地住口。

苦乐参半的晚年

老谢已是72岁的老人了，身子骨还比较硬朗，在漫漫补鞋生涯里，既尝遍了寄人篱下的辛酸，更感受了普通人家的善良，一路风里来，雨里去。记得我小时侯给他补鞋时，他每个窟窿要收我一毛二分，我总是讨价还价，力争只交一毛。然而如今他补鞋时要收我一元，而我总是丢下二元就拔腿离去，生怕他不肯收下。我们好些当年的老街坊不谋而合，都有类似的举动。

然而随着城市和校园管理的日益规范，对走街串巷的流动摊点的限制越来越多，加上外地男女补鞋匠都看好该市，纷至沓来“抢他的饭碗”，老谢的日子越发艰辛。他凭着老关系、老客户、老手艺在某家银行的屋檐下惨淡经营，继续一针一线地补下去。但屋檐难挡烈日和暴雨，年前他终于病到了，而且病得不轻，住院花了一千多元。对他而言，至少要修补200双皮鞋才能赚到1000元，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为抓药花这么多钱，真是心疼至极！出院后他心酸地发现那堆放在人家墙角的“补鞋家当”早已被环卫处当成垃圾一扫而空（当然是小桌椅、杂木箱之类的粗家当，锥子锤子之类的细家当则一直稳稳当当藏在自家的床铺底下）。思来想去，他狠了狠心决定开始“退休”。他万分羡慕地说：“有退休金的人都是老神仙！”可没有一分钱退休金的他也自有他自在的活法——“只要遵纪守法，不赌不嫖不吸（毒），没钱人照样可以过好没钱人的小日子”。

老谢早有先见之明，历年都有一些积蓄，另外大儿子和二媳妇也多少接济他一点。但一角一分都得精打细算，不然会“坐吃山空”的。他有他的脾气，与妻儿合不来，已多年独居，住的是市政房地产公司一厅一室的旧套房，每月需交70余元的房租。这对他来说是每月最大的一笔开支，他既怕房改也怕拆迁，但又坚信政府总会有地方给他住的。他往日的劳作中离不开烟酒茶，现今仍每月固定要消费两条底档烟（尽量少抽）、两瓶固本药酒（睡前喝一盅）、几盒乌龙茶（儿媳妇按月送来）。扣除煤米油盐和水电开支，每日“额外”开支控制在1·5元。在与笔者闲聊的当日他花了1·45元，用于购买半斤青菜、一袋豆浆和一片西瓜。

老谢没有电视机，他说他买不起电视机也不喜欢看电视，他固执地认定就是因为他没有电视机所以没有人敢说该市百分之百的家庭拥有电视机。但他有一台红灯牌的三用机，而且痴迷到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境地。他现在每天下午都要收听广播电台的方言说书，遇到星期二停播，他就感到无精打采。他还喜欢听南音，夜深人静，一边听古老幽深的南音一边抚摩着那锥子——一把相伴相随了60年的乌黑锃亮的线锥。长期补鞋使他的手指，特别是大拇指和食指非常有气力，可惜这“二指禅”已无用武之地了，于是在若有所失的抚摩中茫然坠入梦乡。

最令人感动的评价

在漫漫补鞋生涯中，他从来就没有什么礼拜天和假日的概念，也几乎没有搭乘过公共汽车，甚至不知道中山公园里到底“是圆是扁”。现在他天天都是星期天，于是办了一个70岁以上老人免费证，每日早晚必定各一趟，尽情地乘车反复地周游市区的公园和寺庙，好好享受厦门特区市政对老人这两种免费的照顾。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