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历史3-上尉罗林斯(2/5)

了“起义委员会”，策划政变计划。参加“起义委员会”的核心成员约有数十人，基本是下级军官和士兵。罗林斯甘冒生命危险发动军事政变，是加纳武装部队中激进的少壮派军人的思想反映。罗林斯主导的这次军事政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是人心所向，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1979年6月4日，一群支持罗林斯的少壮派军人发动军事政变，从监狱中救出罗林斯，拥戴他为领袖。由于政府军军心涣散，大部分高级军官畏死惜命，躲在家中或去向不明，各部队大多持观望态度，而亲军政府的部队出现倒戈，使局势出现戏剧性的逆转，原本力量单薄的政变部队逐渐占据上风。经过反复激烈的战斗，政变军人攻下了陆军总部、警察总部、步兵第一旅旅部以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哈米杜将军被迫投降，并命令忠于军政府的抵抗部队放下武器支持罗林斯上尉，6月5日下午，政变部队已逮捕了除主席阿库福以外的所有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7日，躲藏在天福到空军基地自首。至此，罗林斯的第二次军事政变最终推翻了以阿库福将军为首的军政府，加纳的历史进程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政变成功后，成立了由11名军人组成的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32岁的空军上尉罗林斯任主席，是加纳最年轻的国家元首。第二号人物是博阿基耶·贾恩上尉，其他成员有门萨·奥波库少校、门萨·贝德马少校、二级准尉奥本、二等兵奥武苏·阿拉、一等兵加齐科、下士奥武苏·博阿滕、上士亚历克斯·阿杰伊、一等兵彼得·塔西里·阿宗博、赫·西·阿帕洛中校。很明显，最高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尉官和士兵手里。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校级军官都是在政变和反政变较量时站在政变一边，对政变的最后胜利起了一定作用。革命委员会命令武装部队中的将领一律退役，任命丹·普拉上校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斯·奎努上校为陆军司令、贾巴阿空军上校任空军司令、达济海军中校任海军司令、赛义杜·阿约马中校为边防军司令。罗林斯是一位颇有卓见的政治家，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必须交给军事专业人员和在武装部队中有一定权威的高级军官担任。

以罗林斯为首的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为了稳定政局、复苏经济和建立一个廉洁的政权，采取了三项重要的措施：1.实现在短期内还政于民的承诺；2.发动扫除贪污腐化的“大清扫”运动；3.加强市场管理以复苏经济。加纳人民深受长期的动乱之苦，尤其痛恨军人统治，渴望恢复文官政府。因此，革命委员会和武装部队内部在是否“还政于民”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多数人主张军人应继续执政，但以罗林斯为首的少数派力排众议，坚持交权的主张，宣称“革命”的目的首先必须考虑到整个民族的利益，决不是为了做官而“革命”。由于罗林斯的威望及其影响，最后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尽早“还政于民”的决定。预定1979年6月18日，即政变半个月时举行大选，以希拉·利曼为领袖的人民民族党在大选中获胜，利曼当选为总统。9月24日，革命委员会将权力交给以利曼总统为首的文官政府。罗林斯要求利曼首先应在人民民族党内部进行纯洁的清洗，组建一个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

革命委员会执政后，罗林斯强调为了加纳的健康发展，必须开展一场反对社会非正义的“战争”，扫除加纳政治中的恶瘤和扰乱经济的毒素，其弊端的主要根源来自将领们的贪赃枉法。于是，革命委员会作出“大清扫”运动的决定。这项运动的矛头是针对武装部队内部贪污腐化的将领和高级军官。人所周知，原边防司令乌图卡被赐誉为“走私司令”，他利用查私禁私之权大搞走私活动。加纳舆论称国家元首府已成为交易所，缅甸营（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变成了贸易公司，武装部队是商业部，警察部队为走私大队。政府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流入将军和校官们的腰包，他们中不少人在国外银行有私人存款。

罗林斯公开表示，“为了把这个国家清除干净，需要流血”。革命委员会命令历届军政府的要员必须如实申报财产；宣布冻结81名高级军官和11名与军界勾结的大商人的银行存款和其它财产；对破坏国家经济、贪污国家财产和勒索百姓钱财的官吏进行审讯。不久，前军政府三位首脑阿克瓦斯·阿曼卡瓦·阿弗里法中将（1969年4月2日-1970年8月7日）、伊格内修斯·库图·阿昌庞上将（1972年1月13日-1978年7月5日）、弗雷德里克·威廉·夸西·阿库福中将（1978年7月5日-1979年6月4日）和前外交部长罗杰·费利上校、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伯特·科泰少将、前海军司令乔伊·阿梅杜楠海军少将、前空军司令乔治·伊瓦·博阿基耶空军少将、前边防军司令爱德华·克瓦库·乌图卡少将等8名军界要人，被人民法庭以贪污腐化罪名判处死刑，并在加纳特谢军事靶场被立即枪决。

革命委员会的“流血治疗法”的做法，获得多数加纳人的支持。加纳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罗林斯军政府整肃军界的行动。但引起加纳上层社会、高中级官员和军官的恐慌，在武装部队内又出现了策动政变的秘密活动。同时，一些非洲国家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向加纳新领导人发出停止“枪决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