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一章 困局与转机(1/2)

谢慎前世虽然不是社会学者，但对明末的困局还是有一套自己的分析的。

在他看来明亡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什么小冰河，天灾，后金，农民军都不是影响局势的关键。

何况农民军为什么会形成席卷天下之势，还不是土地兼并到了不给普通农户活命的地步。

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被逼到绝路后兴起的。

中国百姓多是顺民，但凡还有一丝活路，就绝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做那造反的事情。

君父君父，君在前父在后。

但如果这个君父抛弃了自己的子民，子民自然要自己想办法讨饭吃了。

如果往深处挖，就会发现土地兼并和科举制度有着极大的联系。

明代的读书人享有很多特权，考上了秀才便不必交税服役。

而读书人一旦中举，更是成功迈入乡绅阶层。

即使不能更进一步考中进士，凭借着举人身份，在家乡也能活的很滋润。

无需举人老爷多言，十里八乡的族人、农户都会争相把田地寄挂在举人老爷名下，从而达到免税的好处。

当然，秀才相公也同样可以免税。不过秀才较多，没有什么统治力，还是选择身份更为尊贵的举人更稳妥。

故而族人农户多会选择举人投献土地。

要知道，虽然是有保人做中间人的，且双方都是心领神会，农户只需要给举人交很少的租金。但这些土地毕竟名义上是举人老爷的。

一旦举人老爷反悔（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或者举人老爷被加租，小农户是没有地方讲理的。

去到官府状告举人老爷侵占土地？那地契田契上可清清楚楚的写着田亩已经过户！

这本身就是一种潜规则，是处于灰色地带不受大明律保护的，要怪只能怪那些农户想赚小便宜，结果坑了自己。

及至明末，百分之十的精英阶层手中握有百分之九十的田亩，土地兼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举个例子，徐阶徐阁老是名满天下的宰辅之臣。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他的老家松江府，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是在徐阶名下的。

当然，以徐阶的身份，未必会真的做出赖账侵占土地这么吃相难看的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是一代名臣的大污点。

有些时候不是你要兼并土地，是族人乡里投献。他们宁可给这些士大夫吃粮也不给天子不给朝廷吃粮，直接导致大明是一个官富国穷的畸形结构。

要想解决这个顽疾，单纯靠蛮力杀大户是不靠谱的。这样不但会激起反弹，还可能动摇国本。

转移矛盾无疑是个极为巧妙的办法。

只要能够不停的打胜仗，就可以遮下丑陋的东西。

而一旦大明朝廷控制了西域，就可以学盛唐时，迁健儿入西域开垦土地。

中原土地紧张，可西域土地并不紧张啊。

只要肯吃苦，要想发迹还是不难的。

当然这也只是权宜之计，但至少可以让大明多出一百余年的国祚，为改革赢得时间。

说起改革，谢慎还是十分推崇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的。

这个上承唐代两税制，下启清朝摊丁入亩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国策在地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但却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张居正绝对算是够手腕的政治强人，换成范仲淹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恐怕又会是一个早夭的“庆历新政”了。

政治家绝不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政治处处都是博弈和妥协。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为什么能够获得相对成功，不就是因为吸收了蔡京这样的人吗？

政治不是打扑克，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搞成的。

领导者首先要具备识人的能力，要做到知人善用，用对人，用好人。

蔡京这样的人难道就一无是处吗？难道都要像包拯、海润一样白日昭昭才是能用之人吗？

有时谢慎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清流好还是能臣好。

能臣是能做实事的，而清流往往是嘴炮党。

在大明，任何人想要上位都要经历清流这个阶段。但若上位了还是把自己定位为嘴炮，未免就有些太过无耻了。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若是人人都为了刷声望变成了嘴炮，那大明朝廷岂不是乱成了一锅粥。

当然，这也不是说风骨不重要，只是说要做到一个平衡。

越往上爬见到的人和事情越多，感悟便越不同。

叫一个县令和知府谈理政体会肯定不一样，知府和巡抚又会不一样。

谢慎的优势在于领先时代五百多年的见识，以及不对称的信息优势。

但这些在处理政务上并没有太大的效用。也就是说谢慎在政治上不但没有这些官场老油条出色，甚至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追赶。

路要一步步的走，饭要一口口的吃。现在考虑这些东西也没有用，还是先做好眼下的事情吧。

吐鲁番使者来到京师拜见天子，照例天子会举行大朝会。

谢慎这样的六品官虽然也有资格参加，但位置肯定是极为靠后，想看热闹是看不到的。

朝会的流程十分固定，无非是吐鲁番使臣献礼，天子训话，百官齐拜山呼万岁。

但这对于谢慎来说意义却是十分不同。

这是他来到大明后，要参加的第一次大朝会。

虽然不是万邦来朝，但场面势必小不了。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