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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名一直认为事实胜于雄辩，他曾经亲眼见过信奉这套哲学的国家拒不遵守这套哲学断言的社会规律：其中的两个大国，一个曾是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另一个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但其他国家在航海时代能够实行的上层建筑，两大强国在卫星上天的太空时代也因为国情问题实现不了——事实证明，“国情决定上层建筑”，“国情决定生产关系”都要比哲学创始人的那套理论靠谱得多。

邓名记得有句话很好地形容了胜利的不容置疑性：“我们的最终胜利，就连敌人也毫不怀疑。”搁在这套哲学理论上，那就是“这套哲学理论的论断，就连它的虔信者也没当真。”若是创始人泉下有知，那真是情何以堪啊。既然虔信者都能大拆、特拆创始人的台，那邓名只能认为实际操作中有无法逾越的难关，因此他实在不敢用这套哲学做指导理论。

不过十几年教育的威力非同小可，邓名目送叶天明离开后曾一度忐忑不安，担心自己会害了成都的百姓：“我应该是把资本主义放出来了吧？据说它一诞生每个毛孔就都充满了鲜血和其他脏东西，撕下了封建制度下人与人温情脉脉的面纱。”

“无论是孙可望的军屯、还是满洲的八旗包衣，产出的粮食都是用辅兵或汉人的鲜血浇灌出来的。我就是把资本主义这野兽放出来，都府的百姓还能比这过得更惨么？”可邓名仔细一琢磨，认为在中国应该不必担心这个，看过辅兵和百姓受尽欺压、毫无尊严和生命保障的生活后，邓名觉得很难想象有比现在更糟糕、更血淋淋的日子了；邓名估计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西方底层百姓会有着比较幸福美好的人生，所以才让创始人痛心疾首地说出那番话来：“这大概是国情不同，我没有去过欧洲，不知道现在欧洲的贵族是不是爱民如子，不知道西方的佃户是不是能有鱼有肉吃着，不用担心被侮辱、欺压，但起码过得会比中国百姓好不少。马老先生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衷心爱戴、人格伟大，总不会是个信口开河的大忽悠吧？”

尽管邓名想像不出比封建社会更糟糕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不过他还是打算尽量避免这种风险，在叶天明走后，邓名又几次召集军官会议。在几次会议上邓名都提出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都府能够从盐行的盈利中受益：“要求盐行把全部的利润都交出来并不合理，他们承担风险，负责管理、实施食盐生产；不过显然他们从都府政权的支持中受益匪浅，官兵为他们的货物提供保护，帮助他们打击竞争对手，而官兵是由都府百姓组成的，所以如果盐行独吞全部利润显然不合理。”

正如邓名之前见到的那样，整体上来说川军依旧是一支封建军队，上次敢于集体参与对战略的讨论也是因为邓名的授权。当邓名刚刚提出这种全社会共享利益的理论时，很多军官都感到有些不适应，不过他们也说不出那里感到别扭。

不过并不是每个军官都对哲学理论一无所知，任堂很快就找到邓名发言中的漏洞，总结了一套说辞来反驳邓名：大意仍是军队属于邓名所有，而那些盐行也是一样，邓名会因为盐行的贡献而给予赏赐——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军队从邓名手中领取军饷和功勋，和盐行的生意并不直接发生关联；至于都府的百姓，邓名愿意给予赏赐那是邓名仁德，如果邓名不给也没有丝毫说不过去之处。

任堂的观点和理论完全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邓名本来是非常难以反驳的，幸运的是邓名不是当今天子而只是文安之任命的四川提督——如果邓名拥有皇帝或监国身份，所有的军官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堂那套——但眼下的情况导致明军有一些思想混乱，给邓名进行渗透的机会。

邓名坚称成都政权、四川明军、盐商、百姓都是永历皇帝所有，既然任堂无法反驳这一论点，那么邓名自然就没有居中赏罚予夺的合法性。邓名不拥有这个权利，四川明军处于感情问题又不愿意把这个权利交给永历皇帝，有人就开始接受邓名提出的那个模糊的成都（国家）概念。

就这样，利用天子弃国威信大减这个机会，还有事实上的军阀自立这个事实，邓名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在军队原本坚固无比的思想堡垒上撬出一道细细的缝隙，渗透了一些否认“朕即国家”的思想进去。

在晃动了一下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后，邓名总算在全军掀起了几次如何合理分配战争红利的大讨论，官兵也没有再众口一词地表示“听提督安排”，而是开始尝试思考这个问题，与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

反馈上来的分配方案千奇百怪，之前军人完全不需要去思考利益分配这个问题，他们在初次接触到这个问题时自然显得十分幼稚，各种异想天开的方案纷纷出笼。不过邓名本来也不指望他们能拿出什么高明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就算不明所以，至少也会听说过所得税、累进税制、社会保险这些名词。

邓名要的就是这些军人开始思考社会财富分配，只要他们不再把君王拥有一切、分配一切视为理所应当就好，这样的军人就会距离标准的天子之兵越来越远，距离帝国军人越来越近。

在明军进行着继续前进的准备时，邓名再次约见了周培公，后者现在已经是武昌众多利益集团的代表。当从邓名口中得知明军准备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