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一百零二章、国家利益(3/4)

，这意味着部门之间贴现率或优惠贷款利率的微小变化，都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在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情况下，这些工具对企业现金流影响很大。所以，财团与青瓦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事实上，南韩所有的财团都有股份掌握在南韩的银行手里，而这些银行受青瓦台控制。

而从1962年至1972年之间，南韩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涓滴效应，不给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殊的优待，而是集中力量发展财团，进而带动一大片富裕群体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

被扶持的财团旗下都有数量庞大的职工，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完全缺失的年代，财团的福利水平直接影响到全韩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南韩的耕地贫瘠，无法安置太多农民，也没有可以容纳太多工人的国企，因此很难抵御失业的冲击。

即使财团不断作死，也很难断了它们的信贷，让它们破产，财团永远处于被青瓦台监管的状态，一定意义上成了“永不破产”。

一方面，青瓦台不得不不断挽救处于困境的财团，以防银行体系瘫痪和大规模的失业，1972年的债务危机中，青瓦台允许财团延期偿还债务，为财团提供救援贷款。

1979—1993年间，青瓦台向重工业和化工业的企业提供财务补贴；1984—1988年间，它又对海外建筑、造船、纺织、机械制造业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青瓦台成了承保人和责任承担者，为财团和自己的投资提供担保。

青瓦台制定了难以计数的规章制度，试图通过管制的方式支配和驯服财团。青瓦台一直很严厉，不停地敦促企业进行改革。

1972年金融危机后，青瓦台通过紧急暂停财团偿还场外市场的债务来挽救财团，青瓦台将它认为的“蓝筹企业”挑选出来，强迫它们上市，并威胁对不服从的财团征收40的企业税。

汉城股票交易所一下子充斥了大量公开发行的新股票，价值高达4800万美元，上市企业的数量骤升至50。

1974年，股市又受到一次推动，朴正熙颁布特殊命令，严令银行对非上市企业加强贷款的审计和监督，七十年代一口气颁布了不少这样的政策措施。

这下财团们左右为难了，一方面是惩罚性措施，另一方面又是上市的巨大损失，诸如自主权、廉价贷款，股权被严重低估，筹集不到多少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反应可想而知。

有财团认为违抗青瓦台的命令是上策，宁缴40的税，而不享受青瓦台给上市企业的优惠待遇，也有财团阳奉阴违，自己又从二级市场把大部分股票买了回来，因此南韩的证券市场规模很小。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青瓦台还试图用一套最难实施的“信贷控制”的方法来限制财团获得银行信贷。

该信贷控制体系起源于产业政策时代，在一种银行信贷不是根据经济上是否可行，而是根据政府产业政策的要求发放的体制中，防止企业拖欠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加强监督和控制，包括时刻对贷款使用情况加以监督，对财团融资结构的改革情况加以监督，制定一整套贷款上限限制。

为了阻止贷款的集中，青瓦台制定了复杂的规定，限制给同一个贷款人的贷款额度，限制单个银行给大贷款人贷款的数量，规定财团附属企业的贷款上限。

为了防止拖欠，青瓦台建立了一套预警方案、现代化的信贷评估程序，以及复杂的拖欠管理规则；青瓦台发布了一套特殊、只适用于财团的法令，以管制各产业部门的股本、债务比例，从财务方面鼓励企业上市。

自1980年以来，青瓦台密切监督财团使用银行贷款的情况，并扩大了外部审计；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根据《公平贸易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1992年，《公平贸易法》进一步得到加强，子公司之间的贷款担保受到限制，青瓦台放松了贷款上限，以鼓励财团发展核心产业。

青瓦台这样做的结果是制造了一个管制信天翁，最后也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青瓦台不得不制定法规，来抵消自己的发展战略所产生的最恶劣之影响。

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青瓦台选择由官僚，而不是市场的方式来约束财团，致使法规膨胀，裙带主义盛行，在财团的头上蹲着不少婆婆。

九十年代，南韩军人统治结束，进入文管时代，新上台的金泳三试图打破青瓦台既是财团担保人，同时又是其管制者的双重角色所导致的对抗和经济停滞，因此，青瓦台决定淡化其作为管制者的角色。

青瓦台既为了消除对抗，又为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极大地放松了银行部门及贷款行为的监管，并在1993—1994年间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且解除财政部对信贷分配的直接干预及任命银行领导层的特权。

在财政部和央行之间划分金融监管权，导致监管出现大片空白，换言之，钟摆已经过度偏向财团。

如果说九十年代官僚已退居幕后，但政客却还没有，政治势力强大，主要党派成员或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仍然可以否决商业银行总裁的任命。银行领导层不得不听政客的招呼，把贷款贷给他们的竞选捐款人。

青瓦台还取消了早被划分成几个部分的金融部门的进入壁垒与其他限制，在财团的呼吁下，取消了对银行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