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六章(3/3)

阿里衮，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朝历仕总管内务府大臣、湖广、两广等处总督，领侍卫内大臣等要职。乾隆三十四年缅甸之役卒于军，谥襄壮，祀贤良祠。后追加封号为果毅继勇公。他有子四人，即赵佳氏碑文中提到的“四房”，长房即赵佳氏之夫丰升额，以下三房依次为倭兴额、色克精额、布彦达赉。丰升额袭封一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署兵部尚书。四十一年平定金川立大功，加封一等子，以其弟布彦达赉袭爵。四十二年卒，赐太子太保，谥诚武。

丰升额死后，家境衰落，赵佳氏为了保住赎回的祭田，不得不将旧存钗钿衣服全行质售，才算了结官债。可见，即便是世家大族，要长久保有祖辈留下的茔地、祭田，也并非易事。这正是赵佳氏立祭田碑的用意所在。

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明代定额租普遍发展，到清代，定额租在地租形态中逐步占居统治地位。中华民国时期，据1934年22省879县调查材料，实物定额租占50.7，货币定额租占21.2。

遗留地，指祖先分产时预留的公共用地，其来源实际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老圈地、置买地、置换地，也有回赎地。在大家族中，若干家支族通常保留一块祖遗的公有茔地和祭田，祭田的收益用于维护祖坟和祭祀。

厢蓝旗宗室明善泰一族，其祖上自乾隆十七年分家时，将土地分为六份，另外留出祭田地三顷七十亩。这两项地每年共收租钱一百吊，收存以备修理坟茔，每年三次祭祀，除取自祭田收入外，六房子孙还要各拿出七吊二百文。

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正蓝旗宗室福伦。其六世祖镇国公托克托慧生前，在朝阳门外十里堡采立坟茔时，将坐落在滦州李福庄的一顷老圈地作为后辈公中祭田，每年收租银九十六两，至五世祖镇国公阳复时，又在西山崇各庄采立坟茔一处。于是将租银分作两份，用为两处坟茔祭祀费用，并分派两房轮流管理。

在档案中，还有十房子孙共同拥有一块“祖遗老圈地”作为祭田的记载。

随着世系绵延，家支分析增多，围绕祖遗地产生的矛盾也往往愈演愈烈。因此，在八旗贵族中，关于祖遗地的诉讼案屡见不鲜。

恩赐地，即最高统治者以朝廷的名义，将某片国有地直接划归亡故的功臣作为茔地或祭田，以示褒奖。这种做法始见于关外时期。

沈阳马佳氏《宗祠碑文》记载：克库噶哈，为清初名将，晋封男爵，及入关定鼎，留守陪都，以战伤逝世，“赐葬奉天大西边门外南孤家子地方，四时派员致祭，并赐祭田一百五十亩，以示酬庸。”其第四子农岱逝后，亦葬于此。大西边门又称怀远门，南孤家子地方位于今沈阳市大西路二经街一带。这片茔地是马佳氏在关外的祖茔之一。

清廷入关以后，对八旗贵族赏庸酬功，继续采用赐予茔地或祭田的办法。康熙四年，镶黄旗汉军人、原大学士、兵部尚书、五省经略洪承畴死。清廷念其在招抚江南、平定西南建有殊功，赐谥文襄，并于西直门外麦庄桥赐予茔地。

清朝初入关，在畿辅一带实行大规模“计丁授田”。占有众多壮丁的王公显宦占地每至数千万晌，而普通旗人家中不过一、二丁乃至数丁，占地数晌以至数十晌而已。对于后者来说，就是这有限的土地也往往因连年征战、不善经营或天灾人祸而丧失殆尽，甚至落到死无葬身之地的窘迫地步。

顺治十年诏：八旗贫无葬地者，每旗拨给坟茔地五十晌。

第一批茔地是以旗为单位拨给的，每旗不过五十晌，说明贫无立锥的旗人虽然在增加，总数还不是很多。康熙初年，又将拨给公中茔地的范围扩大到内务府各旗和王公府属佐领。

十七年圣祖玄烨巡视京畿，见八旗亡故兵丁葬地狭窄，坟墓垒垒，亦有竟无茔地者，因谕令户部拨给地土。又以近京地亩，俱系内务府及王以下官员以上园地，命将当初分拨旗地时溢于正额者，清查拨给。

寻议准：八旗内府佐领，每一佐领给坟茔地六晌。满洲、蒙古，每佐领给坟地三晌。汉军，每佐领给坟地一晌半。

但这些坟地很快又人满为患，玄烨不得不再次上谕内务府：“近闻从前所赐包衣佐领及浑托和人等葬地，今已无余。此等贫寒之人，在日辛勤供役，没无葬身之处，甚为可悯。著于户部查交尔衙门田地内酌量拨给”。

清代中叶，失去土地的中下层旗人明显增多，他们的土地一部分集中到八旗贵族手中，另一部分则在典、当的名义下流入民人之手。乾隆初，据说畿辅“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矣”。在这种情况下，清统治者即便拨给贫穷旗人若干公共茔地，也无异于杯水车薪。随着“八旗生计”的愈演愈烈，旗下贫人葬地问题难以解决，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