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三章 不可行的国策改变（下）(2/3)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著名主张。

1842年《海国图志》问世，作者魏源在该书《原叙》中指出著书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魏源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敌制胜。

在这个主张里，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这个主张表现出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处于巨大变故中的中国人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实践意义上，它是后来洋务运动甚至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切革新运动的先声。

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衍生出一个可以说对儒家学说最为致命的思想发展方针——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学和西学之争并没有停止，几乎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学术界都参与了这个大论战。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很流行，但他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这跟最早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是为西学占一点地盘而不是让中学独占的目的完全不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体”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西学”为“中体”服务。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后世认为中体西用思想有着三点积极方面以及四点消极方面的情况：

积极方面有三点：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

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就使向西方学习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

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

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

纵观当时先进人们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虽然少数人曾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原则整体上的正确性有过疑虑，但是从未有人对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过怀疑。相反，每当涉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时，人们总不免提起中体西用。如康有为等人有关“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