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三章 不可行的国策改变（下）(3/3)

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

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尽管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维新派人士和孙中山对怎样学习外国的思路是正确的。

总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消极的四个方面：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

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

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

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

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

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

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韧”。

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www.2345xs.cc 2345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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