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五章(1/3)

中华文化的发展开端，虽然相对于其他古国文明稍微晚了一些，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大部分古国文明失去传承的时候，中华文化依旧有着自己强大的传承基础，保证中国文化的传承不至于出现真正的中断。

在张嘉师所在的后世，有一句有一点道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别有用心的话，这句话就是相当著名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这一句话之所以确实是有道理，那就是因为在宋朝以及明朝灭亡之后，中华文化的传承确实是遭受到一定的打击，但是所这一句话别有用心，张嘉师自己就得想一下首先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那个所谓的东方日出之国的学者……

嘛，先不说别的，继承辽国政治遗产的金国，在汉化程度上相比起辽国，更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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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提及到一个民族汉化的程度的相应设想：

生活方式是决定北方民族汉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见的公式是：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小，汉化就越容易、越彻底；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大，汉化就越困难、越肤浅。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对汉文化是采取积极接受的态度还是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大抵上即取决于此。

从生活方式来考虑，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

建国前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个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业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据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钟邦直描述说，金源内地会宁府一带，“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这是作为渔猎和农耕经济补充成分的定居畜牧业。

女真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早在建国前一百多年就已形成。史称生女真“旧俗无室庐，……迁徙不常”，至献祖绥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献祖时代大约相当于十一世纪初叶，从这个时候起，女真人开始定居生活，并且有了农业经济。

从文献材料中可以找到有关女真人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证据。《高丽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条，有东女真酋长向高丽索求耕牛的记载。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马扩交待说：“传语童太师（即童贯）：昨来海上曾许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觅千头，令送来。”这说明海上之盟时金人曾向宋朝索要过水牛。据南宋归正人介绍说，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击土牛”的习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关于生女真的农耕生活，宋人有这样的描述：“其地则至契丹东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金初，宋使前往会宁府时，沿途所见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金朝初年，专门针对以女真人为主的猛安谋克实行了牛头地制度，可见当时女真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农业经济。

建国以来的大量考古成果也为女真人的农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许多物证。在生女真的活动区域内，南起松花江，北至黑龙江，西起大兴安岭东麓的金东北路界壕边堡，东至三江平原，都发现了大量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

在促使女真人彻底汉化的诸多因素中，猛安谋克的大批南迁肯定在必须考虑之列。

生女真的传统居住区域是所谓的“金源内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后来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张，女真猛安谋克以军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辽朝的领地内迁徙，不过当时尚未进入长城以南的汉地。太宗时灭掉北宋后，原本没有长期占据中原汉地的意图，所以先后扶植起伪楚、伪齐两个傀儡政权。但由于汉人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法与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变策略，对中原汉地实施直接统治。这样一来，就势必要让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

从太宗末年起，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宋代文献有“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的记载，这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统初，当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间，为了加强对女真贵族的控制，“不问疏近，并徙之南”，除了少数安置在长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迁入中原汉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一文中，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