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2/3)

此事被监察御史陶垕仲发现并上报朱元璋，朱元璋大怒，将开济、******、仇衍等人处死。

即使是开国功臣，如果有不法行为，朱元璋也严惩不贷。永嘉侯朱亮祖勇悍善战，立下许多战功。但此人不学无术，在奉诏出镇广东时“所为多不法”。洪武十三年，番禺知县道同把当地一个土豪抓起来，其他土豪行贿朱亮祖，请求他把被抓的土豪放了。朱亮祖宴请道同，要求道同释放土豪。道同厉声说：“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

朱亮祖说不动道同，竟亲自把土豪放了。

朱亮祖还纳富民罗氏女为妾，罗氏兄弟怙势为奸，被道同抓起来，朱亮祖又把他们放了。道同愤愤不平，上奏揭发朱亮祖的不法行为，其奏未至京城，而朱亮祖弹劾他对上司无礼的奏章先到，朱元璋不知内情，派使者诛杀道同。

后来见到道同的奏章，才了解真实情况。他觉得道同职位低下，敢揭发大臣不法之事，一定是骨鲠之臣，便派使者赦免道同。但后派的使者到达番禺时道同已被杀。

朱元璋对朱亮祖诬奏道同非常不满，气愤异常，马上召朱亮祖与其子朱暹进京，用皮鞭把朱亮祖父子打死。

在用重典惩治贪官的同时，朱元璋还大力表彰反贪功臣和奖励举报。洪武九年，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奸吏至死”，朱元璋赐玺书嘉奖。

洪武十九年七月，苏州知府王观“治奸吏至死”，朱元璋派使者前往慰劳。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把贪官顾英绑至京师面奏，朱元璋当即予以重赏，并警告地方官吏不得对陈寿六等人打击报复。

朱元璋鉴于元末吏治纵驰，民生凋敝，不惜用重典严刑惩治贪官。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因用刑太滥、不重证据，使许多无辜者受牵连甚至丧命。

在空印案中，枉死者其实不少，官府掌印者并非人人都贪赃枉法，而且“先署印而后书”是明初惯例，也情有可原。正如郑士利所说的：“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

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闻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莫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

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明初有名的廉吏，他生活俭朴，“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为治以德化为本，政绩非常突出，洪武八年曾受朱元璋接见。后被人诬陷入狱，即将出狱时适逢空印案发生，因受牵连再次被捕入狱，结果死于狱中。郑士利之兄郑士元在地方当官，但并非掌印者，结果也受杖刑并被发配至江浦。

郭桓案的枉死者更多，由于受到刑讯逼供，郭桓等人把一些素无来往的官员也说成是同党，朱元璋不管有没有证据，统统格杀勿论，使许多人家破人亡。

在朱元璋亲自编定的《明大诰》中，“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种种酷刑花样百出。又特设“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可谓亘古未有。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姚润、王谟拒绝官府的聘用，结果都被杀头抄家。朱元璋这种一味杀戮的行为已远远超出了反贪的范围，难怪后人把他视为暴君。

……

大诰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时的一种特别的刑事法规。

朱元璋为了从重处理犯罪特别是官吏犯罪，就将自己亲自审理的案件加以汇总，再加上就案而发的言论，合成一种训诫天下臣民必须严格遵守的刑事特别法。大诰在中国历史上是普及最广泛的一种法律，基本每一家都要有一本。

而且，科举考试中会涉猎《明大诰》内容。到了朱元璋统治晚期，他认为国家治理大有成效，于是将大诰中的很多内容并入了其他法规里边，同时也废除了使用过的法外酷刑。

在朱元璋死后，大诰基本上没有了法律效力，不过其影响还有：明朝末年时，如果有人家还保存有大诰，那么在犯流罪以下罪行时可以减轻一等处罚。

大诰处罚比《大明律》都要重，而且其效力在律之上，大诰使用了很多的法外酷刑，如断手、阉割为奴等，等于在刑罚制度上是一大倒退。

与明律及历代封建王朝法规相比，“大诰”有以下几个特点：

列举种种以酷刑惩治吏民的案例，公开肯定律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诰”总共罗列族诛、凌迟、枭首案例几千件，斩首、弃市以下罪案例万余种，其中酷刑种类有族诛、凌迟、枭首、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断手、斩趾、刖足、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迁、充军、阉割为奴等几十种。

同一犯罪，“大诰”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应处笞、杖的，“大诰”却加重为死刑。

设置了不少为明律所没有的罪名，著名的有“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等。

强调重典治吏。“大诰”的打击矛头总的说来是针对全体吏民，但侧重点是惩治贪官污吏，其条目80以上是属于治吏的。

从洪武十八年起，他亲自“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颁行天下。“大诰”的名称，出于《尚书》，该书的大诰篇，是记叙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