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七章 建议(2/4)
这两年优哉游哉的过着日子,他还好意思在那里问自己过得怎么样。“很悠闲吧?”曾凌风得意的道。
“其实,我说这些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老爸,你也可以过像我这样的日子的,只是你自己将自己搞的那么累。到了如今你那样的位置,完全不必要做什么事情都事必躬亲了。你只需要掌管一个大方向,至于具体的事情,自然会有很多人去做的。”曾凌风继续说道。
曾垂普不是不知道这些,只是每个人的处事态度不同而已,他就是一个实干型的人。
“好了,别给我转移话题了,还刚才的事情吧。”曾垂普对曾凌风说。
“呃……”曾凌风无语,自己还以为已经成功转移了老爹的注意力,谁知道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啊。
无奈之下,曾凌风只得应了。
“老爸,其实,这并不会起到什么大作用,甚至可以说,这个办法只能解决一时之痒。”曾凌风说道。
曾垂普点点头,认可了曾凌风的说法。
“我也知道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现下火烧眉毛,这样的问题还是得先解决的。”曾垂普很清醒。
“老爸,其实,是有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的。”
曾垂普就盯着自己的儿子看。
“老爸,你不要这样看我,我会害羞的。”曾凌风开始胡扯。
“老老实实的跟老子交代,别打马虎眼。”曾垂普不为所动,他是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很有些料的。
曾凌风只得老实下来。
“老爸,这个事情,只要操作好了,可谓一举三得。”曾凌风肯定的说道。
“说”曾垂普的回答很干脆。
“这第一嘛,就是能够解决直辖市的展问题,第二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第三嘛,就是能够出政绩,有助于你的升迁。”
“说具体的,少来这些没用的东西。”曾垂普继续指挥曾凌风。
曾凌风说道:“这得从gdp的来源说起。改革开放之后,统计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轨,到了1985年,国务院才正式开始在中国探索实行dp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但当时主要的指标概念仍为dp仅仅作为一个附属xing指标存在,一直到3年,国家统计局才取消了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
在年,中国的gdp刚刚突破两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3年,即gdp正式成为核心指标的那一年开始,中国gdp持续五年每年都上一个万亿元的台阶,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7年,中国gdp达到了744626亿元。与gdp的光荣与梦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国崛起”从话语领域进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忽视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
但是中国的gdp高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在曼昆的《经济学原,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g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简单的说,就是走出增长主义陷阱,提升民众幸福感。如今的直辖市,虽然‘蛋糕’还没有足够做大,但要考虑怎样分这块蛋糕,也就是说要追求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如今的直辖市是西部地区的增长极,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城乡统筹展的直辖市,但是,现在的直辖市的形象并不符合这个地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城乡差距很大。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内,至少是三五年之内很难有很大改观的。但是,减城乡差距,却是在短时间内可期的。减少城乡差距是城乡统筹的主要任务,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并且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倾斜。
如今的直辖市,民生问题很多,如环境、塞车、群众上访、平安、就医等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政府要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增长,转向民众的幸福。
诚然,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而重要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创造条件,推动经济快增长,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无疑问,从意识形态领先到注重经济展,gdp概念引入中国,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展中居功至伟。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社会展的主导意识过于倾向增长主义。各级官员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一切麻烦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增长,积累足够财富。一旦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应高度,比如说,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全部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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