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孟门之告子(7/7)

王充云：“夫告子之言，亦有缘也。《诗》曰：‘彼姝之子，何以与之’。其《传》曰：‘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朱则赤。夫决水使之东西，犹染丝令之青赤也”（《论衡·本性》）。这里，王充把告子人性论的源头推至《诗》及其《传》。此外，考虑到孔子删《诗》，孔门后学为之作《传》这一事实，《墨子·所染》中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反而出自儒家，《所染》的旨意也是儒家思想的发挥。与道家崔述在《孟子事实录》卷下之《杂纪》中云：“《孟子》书中凡所辩者多杨、墨之说，不必其明言杨、墨也。是故，性之犹杞柳，犹湍水，生之谓性，食色之为性，皆杨氏之说也……”。这里，崔述以为告子祖述杨朱人性学说，这意味着告子曾习道家，深受杨朱影响，有可能是杨朱学派的人物。我们认为告子与杨朱之间不存在学术联系，告子更不可能属于道家中的杨朱学派。第一，杨朱思想的核心是“贵己”（《吕氏春秋·不二》），即“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论训》），讲求内保全本然之性（真），外不被物伤，身心超离内外束缚，自在自由。这是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形上提炼。由于“贵己”不符合仁义，孟子解之为“为我”（《孟子·尽心上》），把杨朱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歪曲为人我关系层次上的极端利己。这表明，杨朱哲学超越了道德境界，杨朱之性属形而上的本然之性，杨朱“贵己”专注于自我的存在价值。而告子之性指形而下的食色yù_wàng，告子的性无善恶是从人我关系的层面、从lún_lǐ道德的维度探求人性的价值指向。第二，杨朱的另一重要思想是名辩。《庄子·骈拇》言杨朱与墨子一样，“骈于辩”，“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告子善辩，却没有名辩理论。第三，告子的仁义思想、不动心境界，杨朱均未论及。郭沫若先生在论述告子的学派归属时说：“（告子）关于性的主张是道家的看法，而他不非毁仁义还保持着初期道家的面貌。”这是说，告子乃道家人物，属道家学派。我们知道，老子不言“性”，与告子同时的庄子所言的性指“生之质”（《庄子·庚桑楚》），也即人之得于道的内在生命特质，因此，郭先生谓告子“关于性的主张是道家的看法”的看法，是不准确的；先秦诸子中不非毁仁义的学派还有儒家、墨家等，从告子不非毁仁义来判断告子属道家，也不准确。此外，郭沫若先生认为《管子》中的《心术》、《内业》是宋钘、尹文一派的遗著，又认为告子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公孙丑上》）“分明是‘毋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管子·心术下》）的另一种说法”，从而又推断告子不仅属道家，而且是道家中宋钘一派。关于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前文已述，乃指“不动心”的精神境界，它涉及言、心、气三者的关系，至于《管子·心术下》的“毋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则是指心之修养方法，它涉及物、官、心三者的关系，二者具有本质不同，以此证明告子属道家中的宋钘、尹文学派，不妥。再说，郭先生谓《心术》等篇系宋钘、尹文遗著的观点，也受到学界的质疑。庞朴先生受郭沫若先生所影响，认定告子“是一位道家者流”，其论据同郭沫若先生颇为相似。这里，不再重复说明。由以上的辨析，我们可知，告子姓告，名不害，与浩生不害、《墨子》中的告子均非一人，与墨子、孟子无师生关系；告子不是道家人物，更不是杨朱学派或宋钘、尹文学派中人。关于告子的学派归属，我以为告子是儒门中人，我在《告子哲学的儒家归属》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