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孟门之告子(6/7)

则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为人性本质，以仁、义、礼、智为主体的道德规范为人性内涵，以性善论高扬人性的道德意义。在义之于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方面，亦即义的成因方面，告子力主“义外”，宣称仁由己而发，义因彼而生；仁为我固有，义非我预有，“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并举例论证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属于仁的“爱”发自于我，属于义的“长”（尊敬）产生于对方年长。而孟子认定“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即道德根植于心灵，而强调道德的内在性、先天性，持守“义内”说。在“不动心”的精神境界方面，告子的“不动心”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肯定后者，批判前者。由“动心”走向“不动心”的过程，就是培养勇气的人生炼养过程，即孟子所宣扬的养“浩然之气”的过程。由于孟子主张义内在于人，便以为浩然之气“配义与道”，乃“集义所生”（《孟子·公孙丑上》），并据此指斥告子的“义外”说未明义之本质与由来。如果告子是孟子门徒，其思想内容应与孟子相同，或有所同，或者，至少有孟学影响的痕迹，绝对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这般模样。此外，从争论的情形来看，孟子仅仅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批驳对方，并未击倒对方，其在义内、义外的争辨中尚处于劣势。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告子与孟子无师生关系，二者的论争是两种思想观点、两个哲学家的对等的交锋。与墨子否认告子与《墨子》中的告子为一人者均未触及告、墨关系。原因是，告子与孟子同时，与墨子不相及。这样，墨子是否为告子师即不成为问题。而肯定两个告子是一人者，大多认为告、墨有师生之缘。历史上，赵岐最早谓告子兼治儒墨之道，指出告子有习墨的经历，但其告子“尝学于孟子”之语隐含有否定告子师从墨子的可能性。翟灏引《管子·戒》“仁从中出，义由外作”，《墨子·经下》“仁义之为内外也”，《墨子·经说下》“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墨子·公孟》“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曰：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未作任何分析，论证告子“远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乃墨子弟子。翟氏的论据经不起推敲。其一，《管子·戒》系后人追记管仲对齐桓公的劝戒，其“仁从中出，义由外作”，很可能为稷下学者所加。再说，《管子》是稷下学者的作品集，《戒》篇所记管仲话语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在先秦思想史上，拔高仁的位置，论述仁的内涵与价值应始于孔子。其二，翟氏所引《墨子》史料有断章取义之嫌。实际上，墨子及其后学是反对仁内义外的。《经下》原文为：“仁义之为内外也，非”，《经说下》原文为：“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这是说，仁义（爱利）是内在的，无内外之分；仁义的对象（所爱所利）是外在的，亦无内外之分。“义外”是混淆了义（利）与义的对象（所利）这两个概念，错把义的对象当作义。事实上，告子“义外”指义产生于外在对象，墨家后学先设定“义内”，再把告子的“义外”解释为义的对象是“外”，未得告子意，显是误解。其三，《墨子"公孟》中的文字是否能够证明墨子与《墨子》中的告子是师生关系，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即便这二人是师生关系也不能证明墨子与《孟子》中的告子是师生。前文已述，两个告子各为一人。孙世扬、李应南皆谓告子为墨子弟子。孙氏云告子“尝学于墨子，赵氏谓其兼治儒墨之道，信矣”；李氏云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尝学于墨子”。但孙、李二人均引《墨子·公孟》的相关史料作证，与翟灏陷入相同的误区，即以两个告子为一人，以《墨子》的有关文字证明墨子与《孟子》中的告子的关系。我们以为，从《孟子》的记载来看，看不出墨子与告子有丝毫联系，更看不出二人有所谓师生关系；比较告、墨学说，甚至难以发现告子曾经有习墨的痕迹。大体上，告子未受墨家影响。第一，如前文所述，告子提倡仁内义外，墨家反对仁义的内外分别。并且，告子仁义并称，而墨家“贵义”。墨子曾云：“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是“天下之良宝”（《墨子·耕柱》），把“义”的价值推向极至。第二，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不动心”等理论，墨家不但没有，而且基本上未对心、性作哲学阐释，将之剔出哲思的范围；墨家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主张，告子同样未有涉及，而且未将天命鬼神、社会政治等纳入自己的哲学视野。此外，告子曾以“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论证性无善无不善，含有性的发显有善恶两种可能性。这与《墨子·所染》篇旨类似，论证手法一致。或许有人会据此说明告子受墨子影响。可是，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