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名贤安阳王（前316—前208年）(2/5)

于三星堆文化，因此均应纳入古蜀文化区范畴。它们与古蜀文明的政治关系，是古蜀文明结构框架中各个层面和各个支撑点同文化中心的关系。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是古蜀王国最高权力中心之所在，其他位于不同层级和边缘地区的各级次中心及其支撑点，则是这个中心在各地实施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这种情况，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呈现出来的层级结构完全一致，表明古蜀王国的最高权力中心控制着分布有众多族类的广阔地域，这片广阔地域内的各个地方性族系之长，大多是臣属于古蜀国王权的小国之君，既是蜀之附庸，又是共奉蜀国主神的群巫，鱼凫王朝王权行使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这片广阔地域上各个地方性族系之长的直接控制的。这一点，同商代诸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极为类似。

杜宇时期

商代末期，杜宇取代鱼凫王蜀，这是古蜀王国的一次王朝更迭。经过这次王朝兴替，杜宇在成都平原建立起古蜀的第二王朝——杜宇王朝。杜宇王朝时期的古蜀王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逐步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强国。

杜宇王朝建立后，作为西周诸侯，按照西周制度，实行两都制，即以成都为都城，作为杜宇王朝的“先君宗庙之主”所在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岷山下邑曰郫”为别都，作为防止前朝鱼凫王出湔山（今都江堰市境内的茶坪山）进行复辟的军事重镇。杜宇对外加深同西周王朝的关系，对内推行重农政策，加强统治机构，稳定统治秩序，招徕民众，使先前随鱼凫王“仙去”的“化民”复出归顺，恢复了生产力，古蜀王国逐渐重新走向强盛。

开明时期

根据文献的记载，开明王朝建立后，沿袭杜宇王朝旧制，定都于郫。《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这就是说，开明王因自己梦见都城的郭城发生了迁移，从而决定把都城迁往成都。很明显，这不过是为了迁都而采取的一种掩人耳目的说法，是散布的一道烟幕。但这条材料却可以说明，开明王是从郫邑直接迁都到成都的。《路史·余论》卷一说：“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蜀王本纪》的记载则与《华阳国志》不同，认为开明王原来的都城在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境)，是从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的。从开明为杜宇王朝的丞相，因领导蜀民制服洪水而夺取杜宇王政、立为蜀王的情况看，他的开国都城应该是在郫邑。郫邑近于蜀西山，地当岷江进入成都平原的首个要冲，而杜宇败亡，“帝升西山隐焉”，使蜀之西山成为了杜宇及其残部败逃的麋集之地。开明王以郫为都城，既有利于巩固其前期所取得的治水成果，又有利于防止杜宇部众从西山出来复辟。据此看来，开明王开国时期的都城，应是郫邑。到开明五世时，迁都成都。

开明五世把都城迁移到成都，是开明王朝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与古蜀王国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

开明五世迁都成都与王朝的发展战略和频繁的对外战争有关。开明王朝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王朝，大力对外扩张是它的一贯国策。根据文献记载，开明王朝初期就开始了南征北伐的对外战争，北伐秦雍，南征僚僰，东进清江，竭力开疆拓土，到开明王朝中期时，古蜀王国已经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这个时期，开明王朝的政权已经充分稳固，成都平原也没有再次发生特大洪灾，前期的开明王朝立都于郫的战略意义已经失去，若开明王朝的都城继续在郫，那么不论对于王朝的保境安民还是对于王朝的疆域扩张，在地形上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开明王朝把都城迁移到更加有利于王国发展的地方，已是大势所趋。开明五世把都城迁移到成都，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迁都成都，不但可以克服地理上的障碍，而且可以获得成都富足的农业产品，征发到成都丰富的人力资源，满足王朝对外战争的各种需要。同时，成都地当北出中原的大道金牛道，地势平敞易行，可以通过褒斜河谷直接通到汉中，既可与当时已然崛起的秦国相抗衡，又可以“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而从成都东进川中地区，跨越嘉陵江，既可北上汉中，又可东下川东和渝中，进而东出峡江，直达楚地。可见，不论从成都平原的经济地理还是从成都平原的战略地位来说，成都无疑是经济最繁荣、交通最便利的地区，加之成都有杜宇王朝时期的王都底蕴，规模庞大，因而成为开明五世移都的首选。不难看出，开明王朝迁都成都，完全是为了适应它发展战略的需要。成都地区历年发掘的战国早期墓葬内出土的随葬品显示出，战争是当时王朝的头等大事，从等级最高的墓葬到最下层的普通民众的墓葬内，都随葬有同样的成套兵器，普通民众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战争成为全社会所有民众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种情况实从春秋中叶延续而来，它与文献关于历代开明王朝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倾力开疆拓土的记载完全吻合。

除了适应日益频繁的对外战争而外，开明五世迁都成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借迁都之机实施王朝制度的某些变革。从历史文献分析，开明五世时期，古蜀王国实施了王朝宗庙祭祀制度的变革，这就是重建先君宗庙，并以“五色帝”命名先君宗庙。虽然开明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