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贤篇之惠子（约前370—前310）(3/5)

您才没有接待惠施的。’张仪必然感激大王。而惠施是个被排挤、遭困窘的人，大王却帮助他到宋国去，惠施也必然感激大王。这样您实际上不失为张仪着想，又可以使惠施感恩戴德。”楚王说：“好。”就把惠施送到宋国去了。

《战国策》是这样记载的：

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冯郝谓楚王曰：“逐惠子者，张仪也。而王亲与约，是欺仪也，臣为王弗取也。惠子为仪者来，而恶王之交于张仪，惠子心弗行也。且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今之不善张仪也，天下莫不知也。今为事之故，弃所贵于雠人，臣以为大王轻矣。且为事耶?王不如举惠子而纳之于宋，而谓张仪曰：‘请为子勿纳也。’仪必德王。而惠子穷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为仪之实，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纳之宋。惠施是战国时的名士。《战国策·魏二》、《韩非子．说林上》记载说，惠施的友人田需一度受到魏王的器重和宠用，惠施于是告诫他说：“你一定要很好地对待魏王身边的人。比如那杨树，横着栽下能生存，倒着栽下能生存，折断栽下它也能生存。但是如果十个人栽它而一个人拔它，那它就难以生存了。十个人栽这一易生之物，却抵不过一个人的破坏，原因就在于栽起来困难，而拔除它很容易。你今天虽然能使自己受器重于君王，但如果想要除掉你的人多了，你必定就很危险。”

田需受到魏王的器重，一定具有他取得魏王器重和赏识的某方面能力。然而，不管田需的个人能力有多大，都不能必然地保证他长久地受到君王器重，因为魏王作为一国君主，他处在国家政治活动圈的中心，受到许多公侯大臣和左右侍臣的拱围，他必有自己身边的一批亲信之人，这些人物参与他的决策和用人，影响他对事物的判断，甚至会动摇他的某些既成观念，田需如果不能争取到这批人物的认可和支持，那他们必然要在魏王面前诋毁田需，最后势必动摇魏王对田需的信任，使田需失去已经获得的宠信地位。

杨树是一种易生之物，但它一经栽下，却经不起一人的拔除，要想使它生存下去，就必须戒除任何人的拔除。同样，田需虽有赢得君王重用的能力，但他也经不起人们的诋毁，要想取得君王的长久信任，也必须防止人们在君王面前的诋毁。惠施把这一道理明白地告诉了田需，从而教给了他一种实用的保宠之方。

惠施的保宠之方向人们无意间透露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它告诉人们，一个人在社会上受器重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而且取决于他与周围世界的人际关系，取决于他联系大众的程度。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保证个人的潜在能力得以在社会上实现。

惠子死后葬于现的滑县八里营乡冢上村，占地4000平方米，高于地面30多米。后人称之谓惠子冢。冢内建有砖砌墓，外用土封，上建三宫殿、琉璃殿、钟楼、鼓楼等，民国年间全部拆掉。冢下为龙山文化遗址，如今保护较好的，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惠施在政治上的建树成绩不大，他主要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位博学善辩的学者。他与庄子为友，常相辩论。

历物十事

据说当时有一位奇人名叫黄缭，询问惠施“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假思索，应对如流，“遍为万物说”。主要是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可惜他的著作已经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即“历物十事”：

（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二）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五）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六）南方无穷而有穷。

（七）今日适越而昔来。

（八）连环可解也。

（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十）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是名家“合同异”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历物十事”虽然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分析，却贯穿着“合同异”的思想，含有辩证的因素。这和后期墨家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质粒子所构成。

他又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里是指事物本身的同一与差别的相对性。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质粒子构成。

什么是“大同”呢？比如马；凡是属于马这一类动物都包括在内，这就是“大同”。其中黑马、白马、大马、小马等等又有差别，这叫着“小同”。

他得出万物“毕同”的结论，这样就把相同的事物和不同的事物都抽象地统一起来。他更进一步推论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结论。《吕氏春秋》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是对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解释，这已与庄子的“万物皆一也”很接近了。

惠施对“大同异”、“小同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分析，主张“合同异”的惠施，也不可能绝对不讲“离”。同样道理，主张“离坚白”的公孙龙，也不可能绝对不讲“合”。不过，惠施虽然讲“离”，但最终还是讲“合”，而公孙龙虽然讲“合”，但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