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孟门之告子(5/7)

来看，《墨子》中的告子与墨子的仁义理论有相通之处，至少，前者肯定后者的仁义观，只是他们躬行仁义的路径不同而已。墨子曰：“仁义之为内外也，非”（《墨子"经下》），反对仁内义外，也就是说，反对仁义的内外分别，《墨子》中的告子应赞同墨子的这一主张（两人的仁义理论相通），而《孟子》中的告子不顾孟子的驳难，坚决主张仁内义外。《墨子》中的告子自以为能“治国为政”，《孟子》中的告子则自始至终不言“为政”。此外，告子成名于人性论的研究，《墨子》中的告子未言及人性。两个告子既然无丝毫相同甚至相似的思想，他们应是没有学术联系的两个人。当然，《墨》、《孟》两书所载的两个告子的思想分别出于墨子师生、孟子本人的论辩需要，并非两个告子的思想的全部，据此辨析两个告子的关系，难免不当之处。不过，在新材料出现之前，我们基于现有资料所作的上述分析应是合理的。与孟子赵岐明确断言告子尝学于孟子，理由是“告子能执弟子之问”。事实是，告子与孟子屡屡论辩且非常激烈，告子并无谦卑之辞，而辩论又基本上采用孟子诘难、告子辩护的形式，并非赵岐所言的告问孟答。因此，赵氏的理由不成立。胡煦从赵氏观点，谓：“告子，孟子之弟子也。”其理由是：告子对于性“往复辨论，不惮烦琐”，且“由浅入深，屡易其辞”，最后归向“性善之旨”，即回归孟子的性善论。为此，他论证道：“其始杞柳之喻，疑‘性善’为矫揉，此即性伪之说也。得戕贼之喻，知非矫揉矣，则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恶，而为湍水之喻，此即善恶混之说也。得搏激之说，知性本无恶矣。则又疑‘生之谓性’，此即佛氏之见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则又疑‘仁内而义外’，及得耆炙之喻，然后知性中之善，如是其确而切、美且备也。”此是把孟告论辩时的文字加以歪曲，设想出所谓告子走向性善之路，完成对自我的否定。苏时学云告子是“与孟子问答者”，孙诒让引之而未予解释，梁启超便以为：“孙氏据赵岐《孟子注》谓告子曾学于孟子”，认为孙诒让视孟子为告子师。其实，苏氏的告子“与孟子问答”，与其说依据的是赵注，不如说依据的是《告子》篇；与孟子问答也不可等同于问学于孟子。客观地说，孙、苏二人对告、孟关系未作说明，梁启超曲解孙、苏文字，意在反驳孙、苏的两个告子是二人的说法。阎若璩、梁启超、孙世扬等排除告、孟师生说。阎氏以为告子尝学于孟子、执弟子之问等为赵岐“臆度”，梁启超由《孟子》文本出发，断定《孟子》中告、孟论辩的记载，“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梁氏的这一证据异常坚实，可惜没有展开并予以说明。孙世扬则从三个方面证明告子非孟子弟子：《孟子》中的《公孙丑》篇、《万章》篇均以弟子之名命名，而《告子》篇以“告子”名篇，“称子而不名，盖尊之亦远之尔”；《公孙丑》篇有孟子所云：“告子先我不动心”，其“先我者，盖谓其年齿长于我也，非必如赵注所谓未四十也”；孟子与告子问答时不称告子之名，应答弟子之问时亦不称告子之名。概言之，《孟子》称告子为子，告子年长于孟子。孙氏抓住告子被尊为“子”，否定孟告有师生关系，颇为精彩。因为公孙丑、万章、陈臻等孟子弟子均未被称作“子”。不过，孙氏从年龄的角度探讨孟告关系，似不可取。因为长幼关系不能完全等同于师生关系，二者标准不一。学生同老师年龄相近或长于老师的现象并不是没有。例如，颜路、颜回父子同师于孔子，而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依此推算，颜路与孔子年岁相仿，且有可能年长于孔子。再说，孙世扬解“先我”为“年齿长于我”是错误的；孙世扬、梁启超等谓告子年长、告子恐是孟子前辈，是基于《墨子》中出现的告子即是《孟子》中的告子这一假设或前提。就目前的材料分析，尚无法确证二人的长幼。我们以为阎、梁、孙三人关于孟、告无师生关系的观点基本可信。通过比较告子与孟子诸弟子的言论和事迹、告子与孟子的哲学思想，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出这一点：（1）告子与孟子诸弟子有“异”。据赵岐《孟子注》考释，孟子弟子有告子、乐正子、公孙丑、孟仲子、陈臻、公都子、充虞、季孙、子叔、高子、徐辟、陈代、彭更、万章、咸丘蒙、屋庐子、桃应、滕更、盆成括等十九人。不过，依从《孟子》文本，季孙、子叔、高子不似孟子弟子，恐为赵岐误注。这样，孟子弟子只有十六人。除告子以外，孟子另外十五名弟子或问学于孟子，或在孟子与第三者之间传话，或为孟子效力，或被孟子褒贬（评价），或兼而有之。其中，问学者最多。告子载于《孟子》的《公孙丑下》和《告子上》。前者记述孟子和公孙丑关于告子“不动心”的问答，二人均称告子为“子”；后者记载告子与孟子关于人性问题、仁义内外问题的论辩，而辩论的形式是孟子问、告子答。可见，告、孟不应存在师徒关系。（2）从哲学思想内容上看，孟、告二人不相同。在人性的本质、内容与价值方面，告子以人的自然本性为人性本质，以食色为代表的感官需求和yù_wàng为人性内容，以性无善无不善排除人性的lún_lǐ价值的两面性，持守人性价值的中立性；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