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篇之伯嚭（前506—前478年在任）(4/6)

太宰伯嚭发现形势突变，急将消息透露给范蠡。越王忧心如焚，急催伯嚭从中援手，并答应返国以后送上更多宝器。有此重利，伯嚭焉能不为动心？即以探病为名再谏吴王；“大王！子胥之谏看似有理，其实不然：从前齐桓公北伐山戎，割燕公出境送至之地予燕，博得了莫大美名。宋襄公济河而战，不击不列阵之敌，鲁《春秋》表彰了他的仁义。所谓功立而名举，军败而德存。今大王真能赦越王返国，那可是功冠五霸、名越前古的盛事呵，又何必犹豫？”夫差听了心有所动。

三个月后，夫差之病还未痊愈，勾践从范蠡计，主动请求探视。伯嚭亲作引路人，将勾践带到夫差榻前。勾践忍辱含羞，“取夫差之粪跪而尝之”，并假意祈祷夫差病体早日康复。夫差大为感动，伯嚭乘机在一旁盛赞勾践的忠诚，并促成夫差许诺，放勾践回还越国。

待夫差病好，设宴款待勾践。子胥见吴王忘仇待敌，心中忿然，拂衣而出。伯嚭见机，谗言于吴王道：“‘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大王行仁爱事，仁者宜留，不仁者宜去，子胥离席，是自觉惭愧吧。”夫差点头称是。宴后三日，夫差送勾践归国。

勾践来到三律渡口，不禁仰天而叹：“嗟乎！孤之遭难，谁想到还能生渡此津呵！”不过还有一句话，勾践终于没有说：“倘若不是得到吴太宰伯嚭的庇护，我勾践恐怕早已血溅吴王之庭了！”这句话他当然不能说。因为对吴国来说，贪心的伯嚭此刻已越陷越深，再不能在卖国求贿的泥淖中自拔。伯嚭受越国的贿赂，以自己的贪佞为吴国的灭亡伏下了祸根。

勾践得回越国后，以文种治国政，以范蠡治军旅，他自己则“苦身焦恩，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又推行“舍其愆令，轻其征赋”，“裕其众庶”的政策，使得“其民殷众，以多甲兵”。勾践还优礼下士，招揽各地人才。这样，经过“十年生聚”，越国实力大增。

而吴王夫差将勾践放回国后，并没注意到勾践在国内休养生息、励精图治，而只是看到勾践表面上恭敬如常，又加上太宰伯嚭“既数受越贿，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夫差也就失去了对越国的防备之心，而逐渐耽于享乐。

一日，夫差问伯嚭何地可以广筑宫室，**作乐。伯额投主所好，建议夫差重建姑苏台，聚集歌童舞女，以尽人间之欢。夫差欣然采纳，越国文种听说此事，立刻通过伯嚭进献良木给夫差，表面上是表示忠诚，实质上是想让吴国因修宫室而内耗民力。果然，夫差得到良木后，大兴土木，弄得吴国劳民伤财，民怨四起。文种又向勾践献计，将西施、郑旦两位美女通过伯嚭进献吴王，使他荒于国事。伯嚭当然乐于做双方的好人，以图中饱私囊。而吴王夫差也从此沉迷酒色，荒淫无度。

不久，越国谷物歉收，文种又建议勾践向吴王借粮，一来济国内之急，二来抽空吴国的储粮。勾践便派文种用重金贿赂伯嚭，伯嚭就同文种一起拜见吴王夫差。文种保证借粮后第二年丰收之时及时奉还。夫差不顾子胥的阻拦，答应借粮。第二年，越国谷粮丰收，却用文种的计谋，选择了精粟，蒸熟了还给吴王。夫差见其谷种粗大，还以为越国真守信义，下令将粟种分发给国民种植，结果当然是颗粒无收。次年吴国大闹饥荒，夫差还以为是水土不同的缘故。

伯嚭作为吴国的大贪官，害怕的并不是吴王夫差，而是忠贞廉洁的老臣伍子胥。历来的贪官似乎都不怕君王。因为君王高高在上，本就少有能体恤下情和辨察臣下之贤否的。对于他们，贪官自有一整套阿谀迎合、欺瞒哄骗之术与之周旋。

贪官的最可怕对头只有一种，那就是刚正不阿的诤臣。这类官吏人数虽不多，却代表着广大的民意，而且软硬不吃、进贿无门，实在令贪官望而生畏。

吴国之托孤老臣伍子胥，不幸正是这样一位诤臣。他足智多谋，明于治乱，疾恶如仇。在“吴越之争”的许多重要关头，一再与伯嚭争议于吴王廷上，成了伯嚭贪赂卖国的极大障碍。

伯嚭呢，自从在越王求和中收受重赂，一次次欺蒙吴王，帮助勾践度过厄难。由于始终未被发现此中隐秘，胆子便越来越大，贪赃徇私的丑事也越干越多。其贪名远播之处，甚至连孔子弟子子贡，也对他作出了如下评断：“（吴）太宰伯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

伯嚭的贪名到了如此沸扬的地步，不免感到紧张起来。倘若伍子胥从中探出蛛丝马迹，发现他暗通敌国的勾当，告之于吴王，他就罪不容诛了。现在需要抓住机会，来个恶人先告状，尽早除去伍子胥，他伯嚭才能高枕无忧。

这机会也真被伯嚭等到了。

夫差自从胜越之后，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便一心想到中原去和齐晋一比高下。公元前485年，吴派大夫徐承率水师从海上攻齐，不能得利。次年夫差受鲁国鼓动，发“九郡之兵”，与鲁军联合，大举攻齐。伍子胥规劝道：“越王勾践不忘吴仇，正轻其征赋、养其甲兵，时时寻找着可乘之机卷土重来。此人不死，必为吴国祸害，现在吴国有越国，正如一个人有心腹疾病